大凉山这么穷,都怪你们这些公益组织、洋大人和小清新?

猪队友相互打脸,还怪公益组织、洋大人和小清新

环球时报一篇《大凉山的孩子这样穷 中国为什么还花钱办奥运?》被广为转载和传播。该文列举了非常多的数据,似乎让人哑口无言:

在给大凉山扶贫方面,官方数据显示,国家在2010年—2013年间,仅在10个扶贫项目中就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而来自凉山州教育局的数据更显示,凉山州教育投入连年递增,一路攀升。2011年至2013年,分别达到49.5213亿元、66.0375亿元、70.8406亿元。凉山州政府2012年的报告显示,当地在2007-2012年这5年来,累积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

该文的逻辑是:我政府给凉山州这么多钱,还不能办奥运啊?这里其实没有回答两个问题:1.为什么这么多钱都不能让凉山州富起来?2.为什么要办奥运?

这两个问题被文中大量的情绪所淹没,谁也没细想问题的责任方应该是谁的。当然,本以为这事就告一段落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开始新的娱乐活动了。

没想观察者网又爆出一篇《世界上最悲伤作文第二页:慈善在让凉山饮鸩止渴》(在传播的时候,题目被改成『投钱这么多为何凉山仍然穷』),该文作者引用“网友”的言论说:大凉山脱贫的最后一丝希望已经被NGO、洋大人和小清新的爱心、情怀彻底葬送,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了西方公益NGO及其代理人在第三世界渗透并摧毁当地社会自组织能力,从而使贫困地区陷入永世贫困万劫不复的无数案例的一个中国注脚。

这一段愤慨激扬的文字,就差被总结成:大凉山没有脱贫,就是怨你们这些NGO、洋大人和小清新的爱心,你们这些傻X让大凉山人民陷入永世贫困万劫不覆。这种逻辑已经把『中国逻辑』提升了几个台阶,却又把队友《环球时报》的脸都打肿了。诸君请回头看看环球时报所列出的数据:

在2007-2012年这5年来,(当地政府)累积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

即使NGO、洋大人和小清新的钱再多,也不可能超出276.5亿元这个范围,照观察者网的逻辑,难道是因为这些投入让大凉山的贫困地区陷入了万劫不覆么?

而众多的NGO们的工作方法其实比『276.5亿元』要无聊多了:NGO一般都先做基础调查,看看哪里需要帮助;然后开始立项,面对洋大人们的质询;再然后开始培养当地人才,还要小心翼翼地和当地政府相处;再然后才开始做一些项目,诸如:预防艾滋病教育、儿童健康、妇女健康、青少年职业教育等项目。请问,这些项目是如何『毒害』凉山人的?

在经过公益慈善立法在华『发展』的这些年,所有的公益机构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在政府的准许下行事。大到上千万的项目,小到『给一个村的妇女提供免费体检』,都需要批准。试问,在如此框架下,大凉山还被NGO、洋大人和小清新『毒害』得万劫不覆的话,谁最该被打脸?

大凉山的穷困是为什么

回到穷困的痛苦之地。随着我对凉山的了解越多,就越觉得这是一片绝望之地。从恶劣的自然条件,再到无处可以输出的剩余劳动力,加上一下子从半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社会的落差,几无希望存在。而现代流行文化中的浮华、虚无一经涌入,就会以毒品的形式侵蚀那里的年青人。

十年前,我的老师曾举过一个例子,你给怒江的一个农民200块钱的化肥,他转身就卖掉拿去喝酒。当时我们的反应是哄堂大笑,世上会有这样的人存在。今天再一回想,其实非常简单:在这种绝望的生活里,能见到明天么?还不如一醉。再去想一想,『反正我们这么穷,会有人给我们钱的』。看到这里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咬牙切齿么?并没有。

在这时候,NGO、洋大人和小清新就又成了嘲笑的对象。因为正是他们,傻得要命地,不断地给这些处于穷困中的人予以资源。但嘲笑之后,请不要忘记,并不是NGO、洋大人和小清新把这些穷困的人置于穷困之地。因为在他们穷困很久之前,还没有NGO、洋大人和小清新们的到来。

所以,即使NGo、洋大人和小清新们的做法效率不高,但在公义上,他们不是天然的责任方。

如何才能够不穷?

在诸多质问之后,肯定会有人问:你能不能有些建设性?这着实让人为难,毕竟我们纳的税养着很多公务员,而要让纳税人去提『建设性』总有些不合时宜。况且,在网上Google一下,就能找出很多不错的答案。在这里我不妨『建设性』地归总一下:

1.如果自然环境不宜人居,那是否可以考虑让人迁移?

2.众多的剩余劳动力(就是过了农忙没事干的青年人)无法输出,大多是因为:到了城市里不会说汉语、学历低、没有职业技能;那连年投入的教育经费呢?有双语教育么?那能有不需要汉语的工作么?有这样的企业么?

3.民族融入。在翻阅一些文章中看到,在当地彝族文化里,对陌生人的盗窃并不触及其文化价值中的道德底线。尤其是对汉人的盗窃是默许的[注]。这里当然是一种可怕的偏见。可是,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偏见是没有『自古以来』的。是因为民族政策?还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公平?

4.社会融入。在从半奴隶社会踏入现代社会之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被瞬即消弭。在普通农村中的人情关系维系社群里,有着各种的规矩存在。再加上国家权力的渗透,使得一般的农村社区得以正常运转,丛林法则也让位于现代的人际关系。而另一方面,现代都市的人际关系已经发育出了各种骗、抢手段,而刚脱离了半奴隶社会的人们,社会关系尚未重建起来,又被外界的流行文化吸引,却又被无情地拒绝。最终,他们的无法融入,就产生了混乱和暴力。

可是,谁在乎呢?谁曾为此做些什么?至少,NGO、洋大人和小清新们无能为力。

[注]见周如南《都市冒险主义下的社会空间生产:凉山地区彝族人口的城市流动及其后果

后记: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后,NGOCN的编辑陆非大人在编发本文的时候加上了许多引语和补充。在此,回头再看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创始人候远高教授的结论,又觉得殊途同归。他在一篇《凉山彝族乡村陷入发展困境的真正原因》的文章中写道:

当地持续贫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边缘化。教育缺失表现在凉山彝族农村成年人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缺乏适应现代生活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文化边缘化表现在彝族乡民既不懂汉语文,也不能通过彝语文获取现代知识和信息,导致他们与现代社会相隔膜和冲突,仍然生活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形态当中。即使能到城市打工,他们也因为存在文化障碍而遭受社会排斥和就业歧视,难以获得合法收入和公共服务,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分享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成果。

如果只对NGO、洋大人和小清新们所付出的努力的嘲笑,而罔顾责任主体的所在,那才真是对常识的侮辱。

 

新时代里的饥荒:谁最先遭受贫困,谁最先死去

在看《贫困与饥荒》的第一、第二章的时候,深深感到之前被遗忘的数学和经济学基础不够用。

阿马蒂亚森先生在这本并不厚的书中,用经济学的方式解构了许多关于贫困的概念(第一、二章)、解释了如何识别贫困、饥饿、饥荒等(第三、四、五章)。之后的内容就是用严谨而又细致的笔触,将孟加拉大饥荒、埃塞尔比亚饥荒、萨赫勒地区饥荒和孟加拉饥荒进行分析。

在严谨地运用了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方式分析过以上饥荒的发生之后,阿马蒂亚森用数据论证了一个结论:死于饥荒的人们,并不是因为死于粮食缺乏,而是因为死于权利的缺失。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即使是经济繁荣时期(1943年的孟加拉)也会产生饥荒;而即使是在自然灾害,如1972-1974年的撒哈拉地区干旱时期,整个撒哈拉地区的粮食供给足够生活其中的人们消费、食用。这就像一个比喻:在盛世,人们饿死在一个粮仓旁边。

在这里,森提到以权利的方法来考察贫困与饥荒的发生因果。这个方法的现实意义就是:所有人类政府都应正视,不平等的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新时代的饥荒。

在分析中,森注意到1974年的孟加拉国难民中,44.5%的人口属于工人(包括工业、农业工人)。这些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之外,手里没有其他资源可以换来粮食,所以当经济出现波动(如他们忽然失业),他们是最容易陷入贫困的人群。在这里,这些工人缺乏的是交易劳力的权利。

另一方面,在以上所分析的饥荒中,饥荒没有得到很好地遏制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政府的无能。他们似乎不知道如何将粮仓中的粮食发放到难民手中。

第三,粮食支配体系(市场拉动)可能会对一些阶层非常不利,这会让他们陷入饥饿中。比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购买粮食或可支配粮食的货币数量很难跟得上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说,当经济萧条来临,城市人口其实要比农村劳动力更抗压。

这一条的现实意义是:在现阶段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下,当经济难以好转,那些完全脱离了土地的90后农村劳动力(农民工)们,他们的抗压能力几乎为零。

最后,作为人类政府的警醒:其实所有饥荒的形成,都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有关。

其他:

  • 在众多饥荒中,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非常高;
  • 饥荒实际上是一次经济灾难,而不是粮食危机;
  •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只能解答市场问题,却无法解答当一个群体缺乏市场权利和购买力不足时怎么办的问题;
  • 市场需求反映的不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欲望,而反映的是人类基于权利的选择,并有能力购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