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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尝试》 杨墨（1982-2004）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在拿到这本书之前非常好奇一个早早夭折的天才是什么样的。拿到书之后看到封底写着《南方周末》的评价”尼采式的格言体”，再下面就是一”网友”的评价，说这个作者杨墨就是一”先知”。顿时，我就奇怪地感到面红耳赤：我是怎么从书海茫茫中见到了一本除《圣经》以外的”先知之书”的？平庸如我，不该为此感到面红耳赤么？

事实证实了我的预料。当我读这本书时，”先知”这个词在我的头顶盘旋不去。我怎么也无法将这个1982年出生的永远年轻的少年与”先知”划上等号。慢慢的，曾经被《读者》、《散文诗》等杂志”洗礼”过的我开始感到厌倦、疲惫，甚至快要忍不住鄙夷以上那些对杨墨的评价。

是的，我就快要骂了出来。去你的先知，去你的尼采。通篇不过是20岁左右的青年关于寂寞青春的反省、惶惑、悲哀而已，你们丫的居然给戴上一个”先知”的帽子，你们不会”面红耳赤”么？受了书商的欺骗，这是最低层次的愤怒了。

只是在看完全书后想一想，天啊，这不是当初的自己么？2004年，那时候我也不过如此：在孤僻、孤单、恐惧、悲哀、无聊、无助、寂寞、欢乐中寻找着自己，哦，比如去看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佛洛依德，看克尔凯郭尔，然后从内里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种种、爱情的种种、孤独的种种，等等。只是那时候青春的荷尔蒙都用到了球场上，而杨墨则用到了思索上，他像一只蜗牛一样不断地爬出来看世界，然后又缩回自己的贝壳里，不断地缩小再缩小。在自我的躯体缩小的过程中，就产生着各种疑问：我是谁？上帝是谁（有没有上帝）？生命是什么？爱情是什么？痛苦是什么？灵魂是什么？

在十年后，站在这个角度去看这些问题，依然是大部分都没有答案。可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一个三十岁的人，是不会写”每次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好像都在说，你早已不能再去爱任何人了”这样的文字的，当然，除非这个人是郭敬明、安妮宝贝等等。然而杨墨是没有机会了，他永远停留在22岁。这么说的时候不是为他是个”天才”而惋惜，而是为他还没有尝遍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而惋惜。

所以，这是一次错位的阅读。一个22岁的青年的”有病呻吟”，本应该被22岁的青年听见、看见，只有那样才会产生精神的共振。只是那样的共振可能又会让人担忧，这样的文字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写的么？脆弱得像一枚高墙上的鸡蛋，随时都会落下。而我又抑制不住地想，是谁把鸡蛋放到了高处？是书中为自己儿子作序的母亲？她自豪地称儿子为天才，可是她又为这个孤僻的青年人做过什么？那些个称杨墨为”先知”的网友们呢？那个据说孤立了杨墨的教师呢？他们莫不面目模糊地以”体制”的方式出现，冠冕堂皇、信誓旦旦。

我不能向这些20多岁的文字表示鄙夷，因为我也曾这样去表达过，那意味着对过去的逆袭。我只好对这个青年成长的环境表示八分的愤慨：记住，是这个环境让你夭折。然后再用两分的愤慨去问候一下设计这个封底的书商、写那些推荐语的媒体和所谓的网友，你们过分消费了杨墨的痛苦和死亡。

以此纪念一个跌落的鸡蛋和你的关于成长的尝试。

读《鸟看见我了》

知道阿乙这个名字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但真正开始读他的文字是从去年的冬天开始。当时读的是他写的非虚构作品《模范青年》，当时的感觉是陷入一片惊惶，仿佛心里的一根弦被挑动，开始命运的持续共振。

我的惊惶和共振，就是那个始终没法走出县城的青年的命运，他的挣扎、无奈、病痛，都让我无法从容地再看一遍。好几次我都带着庆幸，最终，我走出了乡村，也并没有落入县城窠臼，被日复一日的琐碎掩埋。可是这庆幸又没有持续多久，即使在这个精彩纷呈、变幻万千的城市，这些图景与我又何干？没有人为此给出答案，似乎也没有人可以给出答案。

阿乙就是用故事去描划出这样的命运图景，然后在一边看着那个缠绕终生的命题：出走？我们能出走到哪里去？是啊，我们能逃脱得了这个周围的一切么？这一切包括：琐碎、无聊、孤独、不公、悲哀……一泡尿，就可以将这些东西揉在一起，然后被人命名为：命运。

《意外杀人事件》作为本书的开篇，从头到尾都显现出一种焦灼，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那里向你喊：你妈逼的，我不属于这里！我不该沦落至此啊！他们内心暗流涌动，或疯或癫，都想抽身而起，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泥潭一样的生活。只有那个艾国柱（阿乙的本名），对生活有着明确的去向：他要离开这里，去上海，去都市，去一个更为缤纷多彩的地方，而不是在这个叫做红乌的荒谬小镇。不过不可知的命运给这杂乱无章的生活来了一个疯狂的了结，也是人类最彻底最终的了结：死亡。

在接下来的《鸟看见我了》、《巴赫》中，那个一直想要”出走”的人影又开始若隐若现地萦绕不散。前者让”我”被流放，后者让巴礼柯出走，这二者一直贯穿着整个故事。在他们的遭遇中，又穿起了其他人的生活，交叉显现出一幅一幅的命运图景：看啊，这个人由于偶然，想着要戳瘪扼死了另一个人，于是就开始了逃亡；这个人由于一时的忍让，就是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过去，紧接着就是一辈子都没有了，结果有一天想要从生活中逃离。他们都以逃的方式来躲避，或者都以逃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屈服，来对抗。对抗什么？对抗那不可知的命运。如果《鸟看见我了》是一个以技术见长的故事，那么《巴赫》则把所有的情节设计都隐藏得更深、更巧妙，让你不能不跟着叹息，在软弱的自己面前，究竟是什么强大的？在安于窠臼的时间里，是什么能让我们自拔？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还是暗夜里的不灭的星辰？

作为万千众生的一个缩影，巴礼柯可以追责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不是某件具体的事，而是整个大到无形的环境。很多人在这个环境里屈服了，终其一生，过得井井有条、有条不紊、不紊不慌、不慌不忙、不忙不休、不休至死。你会问，这个环境是什么？这个环境的因素包含着：亲情、责任、生存及其附带的各种形式的压力。

《火星》是个孤独者的故事。在这里作者又一次以全能的上帝视角来叙述故事，也因此，作者让读者一起，做了一回上帝。请看吧，这两个孤独的游魂，他们是如何泯灭的。命运并非是恶魔，而可能仅仅是一次偶然，之后就演绎出一种必然：结束。这个结束包括生活的结束，或者生命的结束。

到了最后压轴之作《情人节爆炸案》中，阿乙一时杀得兴起，让一车的人跟着陪葬。接着像剥竹笋一样，本以为这一层就是里层了，没想到剥下去还有，一层、两层、三层。看到最后也是默然，哦，原来事情是这样：两个人为了离开这个似乎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作一次终极的逃离。他们的出走更彻底，更惊世骇俗。

当我们深陷在生活当中的时候，谁能帮助我们自拔而起，远离泥潭？这倒尚可自知，然若当我们深陷偏见之时，谁可奈何？另一个吊诡的所在就是：即使当你出走成功了，可是你到达的却就一定是精彩纷呈的归宿么？而且，这精彩纷呈可曾与你相干？况且，命运之神的冷笑正在此处：你逃不出它的手掌心。

这就是出走的命运图景，阿乙用讲故事的形式，向你提着以上的问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父亲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或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梁漱溟先生开始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奔波。除了两度试图自杀外，他的一生，在他看来几乎没什么难过的时候。或者说，不好的时候。

这样的阔达被后世很多人为之称颂，也被他的儿子写到了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在艾恺问到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时，梁漱溟只是承认”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这种从容一直被中国人当作是优良的品质而被传承下来。或者这得益于梁漱溟先生对孔儒学、佛学的修炼和传承。

有意思的是，在这本回首往事旧人的口述中，梁漱溟还顺带预测了下苏联的命运：

“这种变态（指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烈日涅夫他们这种当地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我这么看。”

就在梁漱溟说这话的十一年之后，苏联解体。艾恺一直想让梁漱溟就中国的现状说点什么，然而老梁似乎一直没变，就像他二十五岁时候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往好里去。作为与毛润之的同龄人，他只对毛的晚年有所非议。所以，在八十年代的开初，他开始相信中国正往好里去：”民主和法制”正在到来。尽管识得破蒋中正的独裁和无能，苛刻地想（毕竟，他自己也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梁漱溟却并似乎没有识破毛润之的伎俩、手段–至少，在他的口述中未曾就此发一言。

作为艾恺眼中的”最后一个大儒”，谈到梁漱溟就未免不能谈到儒学。这也纠正我一向对儒学的厌恶。作为认识人生、世界的一个工具，儒学不幸被统治者利用了。也就是说，儒学不过是一个工具，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专制附了身（基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但跳开对儒学的喜恶，如果不是数千年王朝的器重，儒学是否会一直发展下去？作为反证，韩非的法学则只是在历史上浮光一闪，便没入了专制的黑暗中去。

在谈到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与西洋、印度的不同的时候，梁漱溟说：

“就在它（儒家文化）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中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我觉得儒家的特色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今天你会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还仰仗着有青天老爷给自己申冤。在儒家文化之下，中国人只能靠人去矫正恶和下流。然而梁先生忘记了考量另一个也是中国历史流传的论点：性本恶。翻一下报章，现在十岁的孩童都明白，不能指望州官为百姓点灯。所以，到了今天，在厌恶专制的同时，未免会附带上厌恶儒学。

看完全书不由得为梁先生庆幸，您老人家真幸运，可以与毛主席促膝谈心，所以红卫兵没把你拉到牛棚去。也还好，你遇上1949后最好的八十年代，然后再带着希望仙去。至少，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没有强拆啊。

梁漱溟先生，如果你在天堂里的父亲再问你，这个世界会好吗？不知你该如何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