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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罗马尼亚作家 马内阿(Norman Manea)

高尔基

高尔基是这样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加到他身上还会有“伟大”、“战士”、“巨匠”等词汇。他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就是《海燕》——因为这篇小短文刊载在我们的童年课本中。

但1929年的高尔基却是个懦弱的人。至少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如此的。

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记载着高尔基的索洛维茨岛之行。

索洛维茨岛是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在这里，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冻死、炸死、烧死是常有的事，还曾发生多起逃亡事件。一名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逃走，在他的书《在地狱岛上》披露了该岛的劣迹，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

斯大林选中了高尔基为其洗地。

岛上的所有犯人简直像期待大赦般地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他们以为他可以坚持正义，可以管教一下管理者，让他们肆虐的行为有所收敛。在儿童教养院，一个14岁的男孩花了一个半钟头，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他。 ……

结局意外而又正常，回到莫斯科，高尔基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

“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与此同时，那个14岁的少年被枪毙。

另一次，1993年，开凿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的白波运河工程完工。施工过程中，三十万“劳改犯”丧命。但在当年8月，一百二十名作家在高尔基的领导下，赶制了一部《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这部集体撰写的历史著作宣称：运河施工没有死一个人。

郭沫若

在林贤治先生的书中，并没有关于郭沫若的记载。但与高尔基上述行为相比，郭沫若倒是青出于蓝。

在课本中，郭沫若最初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天上街市》。作为中国新诗（白话诗，相对于文言文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维基百科的介绍中，郭沫若还有这些称呼“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后面不失幽默地加一句“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

除了是新诗的奠基人之一，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和书法成就也甚为了得。这对得起后世给他的大部分称呼。

在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声讨之：“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可见其年轻时的骨气并非一般。

然而住进了王府宅邸的郭沫若，其反智程度，成为了一个历史标本。

在郭沫若著名的奇葩著作《李白与杜甫》中，他是这样分析的：

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

之所以这么做，据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毛润之不喜欢杜甫。

而察看郭沫若的代表作列表，会有一种自然流露的幽默感：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这是文革开始前的“诗”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这个写于1976年5月12日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这个写于1976年10月26日，是郭沫若先生在（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作品。

对了，你是否还记得郭沫若还“致力于世界和平”？这个既是事实，也是一个幽默。1949年11月，郭沫若写下“诗歌”祝贺斯大林70大寿，曰：《我 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从这首“诗”看来，郭沫若先生的水平有一种返祖现象，让人不忍卒读。当然，斯大林投桃报李，1951年，郭沫若获颁苏联列 宁和平奖。1952年郭沫若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无疑是一个具备伟大人格的文学巨匠。他的《古拉格群岛》，记载了现代专制政权的残暴，在人类对抗遗忘的路上写上浓重而沉痛的一笔。

然而1994年的索尔仁尼琴少有人提起。在步入暮年之后，这位巨匠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阴影部分。

1994年，索尔仁尼琴近乎是荣归故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政治文化明星。

此时的他继续反对西方。对于苏联解体，他不满地认为这是“西方阴谋”，是向西方、尤其在美国面前“下跪”的结果，“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急剧下降，而这一切都令西方国家叫好”。

他接受普京，就因为普京在反西方化、中央集权以及重建神圣俄罗斯等方面，与他的政治观念相契合。

这时候的他与其说是走入了人生的阴影，不如说走入了民族主义的阴沟中去：他强调“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他宣扬“大俄国”观念，认为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者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

他驳斥西方对普京“专制”、“反民主”的指责，以及关于“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说法，认为“目前新闻传播基本上是自由的”，“没有感到什么压力”。

“苏联氢弹之父”，索尔仁尼琴当年的盟友萨哈罗夫这样评价他：

索尔仁尼琴身上有一股权力主义气味，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完全从半官方宣传武库里出来”的东西，带有冷战时期进行的那种“臭名昭著的军事爱国主义说教”的味道。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父亲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或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梁漱溟先生开始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奔波。除了两度试图自杀外，他的一生，在他看来几乎没什么难过的时候。或者说，不好的时候。

这样的阔达被后世很多人为之称颂，也被他的儿子写到了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在艾恺问到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时，梁漱溟只是承认”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这种从容一直被中国人当作是优良的品质而被传承下来。或者这得益于梁漱溟先生对孔儒学、佛学的修炼和传承。

有意思的是，在这本回首往事旧人的口述中，梁漱溟还顺带预测了下苏联的命运：

“这种变态（指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烈日涅夫他们这种当地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我这么看。”

就在梁漱溟说这话的十一年之后，苏联解体。艾恺一直想让梁漱溟就中国的现状说点什么，然而老梁似乎一直没变，就像他二十五岁时候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往好里去。作为与毛润之的同龄人，他只对毛的晚年有所非议。所以，在八十年代的开初，他开始相信中国正往好里去：”民主和法制”正在到来。尽管识得破蒋中正的独裁和无能，苛刻地想（毕竟，他自己也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梁漱溟却并似乎没有识破毛润之的伎俩、手段–至少，在他的口述中未曾就此发一言。

作为艾恺眼中的”最后一个大儒”，谈到梁漱溟就未免不能谈到儒学。这也纠正我一向对儒学的厌恶。作为认识人生、世界的一个工具，儒学不幸被统治者利用了。也就是说，儒学不过是一个工具，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专制附了身（基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但跳开对儒学的喜恶，如果不是数千年王朝的器重，儒学是否会一直发展下去？作为反证，韩非的法学则只是在历史上浮光一闪，便没入了专制的黑暗中去。

在谈到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与西洋、印度的不同的时候，梁漱溟说：

“就在它（儒家文化）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中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我觉得儒家的特色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今天你会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还仰仗着有青天老爷给自己申冤。在儒家文化之下，中国人只能靠人去矫正恶和下流。然而梁先生忘记了考量另一个也是中国历史流传的论点：性本恶。翻一下报章，现在十岁的孩童都明白，不能指望州官为百姓点灯。所以，到了今天，在厌恶专制的同时，未免会附带上厌恶儒学。

看完全书不由得为梁先生庆幸，您老人家真幸运，可以与毛主席促膝谈心，所以红卫兵没把你拉到牛棚去。也还好，你遇上1949后最好的八十年代，然后再带着希望仙去。至少，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没有强拆啊。

梁漱溟先生，如果你在天堂里的父亲再问你，这个世界会好吗？不知你该如何作答。

很快就到了2011年的最后两个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将过去21年了。这时候，一九八九年出生的青年人们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立稳脚跟。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所剩下的，对于现今这个时世，仅仅只有怀念二字了。

然而幸好还有文字，尽管不能自由地表达，但这一路修补的制度却还是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一个记录的空间。在规定的栅栏内，査建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记载：对八十年代进行一次个人化的切片记录。要知道，从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栅栏内被拥权者圈养得愉快而白胖，如待烹饪宰杀的猪，他们再也不会对着主人嚎叫。

没有人能离开70年代来谈八十年代，这道理就像没有人能避开八十年代来谈之后的中国。这样去重复表达的意思是，要强调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劫难和灾害。在个人崇拜和集体主义被推到了极致的时候，个人（体）是不存在。那种高大全的、革命的叙述话语像感冒病毒一样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体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一点在阿城和李陀的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与明白。因此，在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用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语气和思维方式来反抗过去、肃清过去。只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他们其实依然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延伸而出的触角。

让人不安和悲哀的是，告别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再也没办法去找到可以歌唱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八十年代，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找到前方的路在哪里：荡涤身上留存的专制所留下的流毒。而且当时的制度给人们的围成的栅栏要比之后宽松得多。是以，一时间，形式各异的表达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即使这形式多样的表达有很多时候与过去一脉相承，但内容开始转向，转向颠覆父辈。相比一九四九至今的漫长，那短短的十年，所有的努力显得如同毛时代的”百花齐放”那样短暂得像昙花。只是”大鸣大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们不会再入囚成犯。

在有审查制度存在的今天，得感谢互联网。正因此，我得以读到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牛津版）。以下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些地方：

一、阿城

在书中，阿城访谈的部分的篇幅是全书11个人中占据第三的位置。但是却是在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删除得最多的部分。在访谈中，阿城穿梭在八十年代和当下的时代之间，对文学的表达、社会的思维方式、权力资源的分配都有很通透的见解。

二、陈丹青

陈丹青至今还是个文艺中年，这一称呼并无调侃之意。不管外界对他有如何的抬高（贬低），他仿佛还是那个言无不尽的寸头男人。这就是一个具备正常人心魂的人。尽管如此，这样的正常人秉承着常识，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着实显得不易。

三、陈平原

由于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此陈老师所说的一些事倒是显得挺熟悉。在荡涤过去毛时代的流毒的过程中，陈平原则显得相当的开放与理智。

四、崔健

崔健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的。这一句话不管放在八十年代还是之后的九十年代，都是那么的合时宜。但正因为此，崔健在审查制度中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从摇滚青年到广场青年，崔健的认识始终都是清晰的。当然，这要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看到。

五、李陀

李陀的回忆更多着力于”友情”，然后由这一点发轫，一路谈到文学、电影。在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轨迹上，其评论则相对地让人眼前一亮。

六、林旭东

林旭东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电影，但其观点却显得不那么繁杂而缺乏头绪。相比其他人，我则更喜欢他的访谈：对电影独特而系统的认识、评价，相比目前泛滥了的影评来说真是真知灼见。比如他在谈论姜文电影时：

查建英：姜文的《鬼子来了》呢，我倒觉得比他第一部片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好。

林旭东：姜文的片子我从来很难接受。他影片里有一种暴力的东西，到不一定是打啊杀毒血呀什么的，相反倒是有时候还会渲染得五彩斑斓。他实际上是把张艺谋那里一种不太好的、但是张艺谋还做得比较有分寸的东西，极度地夸张了。

查建英：啊，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文革”……

林旭东：那他们说的还是题材。我说的是他的电影整个给你的这种感受。就像片尾的那个傻子冲着你喊：傻逼！

……

林旭东：其实不在于他（姜文）在拍什么，而在于他的出发点。怎么说呢？黄仁宇说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要有一种同情心，要设身处地从他的具体境遇出发。我觉得姜文的电影缺少这种东西。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里都有这种角度：像侯孝贤的电影，再如《小武》。小武就是这么一个又可爱、又卑微……

七、北岛、甘阳、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

北岛谈的范围很窄，仿佛一味地沉迷在《今天》的圈子里；甘阳则一路谈着西方哲学在中国，在外行人如我等看来，他显得无趣而自大。只是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甘阳的自大又变得可爱一些。栗宪庭则显得中规中矩的，几乎没记住多少；说到刘索拉，或者是因为和査建英太熟悉了，这两娘们一来一去，就像是唠家常。准确的说，是唠那些出国的事儿，显得相当的没有意思；田壮壮导演，则像是得了道一般，四十不惑，就像是不活的人那样，无欲无求。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