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往事

出轨》威廉·特雷弗,201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冬日的花朵已然零落飘散,隐没在一道秘密的暗影中,而欺骗的幻想成全了一份静默无语的爱情,为它赋予尊严与荣光。

以下故事灵感来自于威廉特雷弗,所有人物与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别哭。

离开的故事

我们都不爱小人物,因为我们都是小人物。

坐在三角街的烤鱼摊前,作为这个县城的文联赵主席借着第七瓶啤酒的烘托对我说。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这样介绍自己:我姓赵,叫赵灵运。没错,和诗人谢灵运同一个名字。对,我知道,他好像还是李白的朋友。我怕他觉得我不知趣,于是赶紧补充道。

他哈哈大笑,说终于有人知道谢灵运是谁了。

很多时候,我都不想去描述赵主席的长相、衣着等等。因为在一个县城里,他根本不可能显示得与众不同,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张三李四的邻居可能就是县里的领导或者大人物。纵使不会被领导们耳提面命,就算是被邻里邻舍在背后讨论一番,也会让人难以自处的舒服。

你就不同了,他对我说。你是个过客。在第五瓶啤酒的挥发之下,他的眼睛在黄色的灯光里有些发亮地对我说。这是我在这个县城待的第三个年头,我正打算在冬天来临之前离开。对,过客。我们碰着瓶子。短短的三角街上有几个小摊在亮着,旁边的年轻人在说着话。

小周,你最近有没有写东西?说这话的时候,他这次先把头伸过来,然后再顺势把瓶子举到我面前,要和我碰瓶子。夏天的炎热和这傍晚用冰镇啤酒自带的凉意,差点让我忘记了这条三角街是在这个小县城里。而赵主席和我,可能是这个县城里还写小说的不多的两个人。

我最近在写一个长篇。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自己接着说下去。长篇小说很难写的,我都不敢写。或者是因为比之于三角街的萤黄的灯光,我的才华更为赢弱,我有点羞于谈论写作,只好这样敷衍道。

对,我写过很多稿,写的是一个小人物的出轨故事。本来是想写个大人物的,后来,丢,写不下去。没当过大人物。他笑。

后来呢?我举起瓶子递过去问他。

后来那个《XX文学》的编辑说要再改一改,要加一些主旨、情节什么的。主旨你老母!情节个屁。他的眼光有些发亮了。

我觉得有必要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因为他和我不同。我会在冬天前离开,而他还要在这里再生活个三十年。“来,喝酒吧”,我赶紧把瓶子递过去。

就像是一群来去迅速的病毒那样,他的情绪变化得也很快,就像刚才的那种失言其实是被病毒控制了一小会。他红着脸面带微笑。

小周,我其实挺羡慕你的。像个过客一样,可以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挺好的啊,有这么好吃的烤鱼。当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哈哈,是啊,你怎么不找一个漂亮姑娘留下来?“哈,漂亮姑娘看不上我”。

我几乎可以看到谈话即将结束了,然后又把酒递过去,碰瓶。旁边喝酒吃鱼的年轻人这时候已经安静了一些。

我其实也想过走。搬到一个大一些的城市,可以安心地写点东西。“一家人搬走?”我不能就这么让谈话结束,毕竟酒还没喝完。

没有,就我自己,一个人。“一个人?”是啊,一个人可能会好一些。这辈子眼看就要过去了。“哪里哪里,时间还早”。我们都不爱小人物,因为我们都是小人物。他借着第七瓶啤酒的烘托对我说。

上面这句话是那个晚上我记得的最后一句话。啤酒和黑暗淹没了我。

格来利斯的咖啡

这是格来利斯的人生暮年时光了。

漫长而又平淡的生活回忆之中,格来利斯近来惟一的乐趣,就是回味的那个比他年轻的女人所带给他的。

因为不想忍受银行对人性的折磨,格来利斯发疯地辞掉了银行的高薪职位而去当一名图书管理员——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格来利斯自己说的,后半句是正在给他泡速溶咖啡的妻子说的。

他的妻子和那个比他年轻的女人是两个不同的女人。前者在很多年前死去,这让他痛不欲生。后者在更早前出现,这带给他平静的喜悦。

自从格来利斯当上图书管理员之后,妻子就再也不能买到漂亮而奢华的礼物。生活就像失去了新鲜感——他的妻子形容道。的确,他们的生活似乎草草结束了:草草地吃完早餐和晚餐,中午饭就各自在工作场所附近解决;他们惟一能相互了解彼此的性生活,也总是草草收场,后来干脆没有。生活不能再简单了——格来利斯这么形容,他似乎没有什么不满。而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搬了出去。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了,格来利斯对着来图书馆借书的那个比他年轻的女人说。

比他年轻的女人总是在图书馆休馆的时候来。她说,她只有在星期一的这一天才有空。而格来利斯不得不在这一天接待了她。她在图书馆里看书,他则在图书馆里东一下、西一下的拾掇。因为没有人来,她大胆起来,在图书馆里和格来利斯说话。她需要格来利斯向她推荐小说,不是那种流行的、畅销小说,她特别强调道。

格来利斯把她引向普鲁斯特、马尔科姆·劳瑞、格雷厄姆·格林,他有点犹豫要不要把菲茨杰拉德推荐给她,他觉得太过畅销了。但她似乎已经被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吸引。

只有星期一这一天是不够的。他们开始相约在其他时间,继续谈论小说中的那片迷人的世界。

中午时分,在她那整洁的小客厅里,他常常倒上一两杯酒。他们并未觉得自己轻浮率性,恣肆多情,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这类人;他们谈论菲茨杰拉德笔下那些率性多情、及时行乐的人物,谈论“鸡毛旅店宫”和“宿醉广场”,还有“道尔柯特磨坊”。裘德的辛酸挣扎被发掘出来一些细微的新意境;乔伊·葛吉瑞的朴实善良为他们某一天的话题贴上标签……(选自《格来利斯的遗产》)

他们极力避免去谈论琐碎的日常生活,他似乎从不过问她为什么还是一个人。而她也不会问他的妻子怎么样,买了什么样的衣服或者眼霜。

格来利斯有时候惊讶于自己的世界和她的那个世界为什么会相处融洽。很多个日子,在和她一起相处的那个房间里,格来利斯喝着她用咖啡豆研磨的咖啡,想着再也回不到那个喝速溶咖啡的午后。他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现状,尽量不去流露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反而是她,不时地抨击着时政的不堪。

格来利斯在所有的记忆片段里搜寻着他们惟一一次的拥抱场景。

他们拥抱时,百货公司橱窗的一块玻璃映照出他们的身姿。他们没有注意到,玻璃中的这个影像中那短暂的瞬间记录下一种潇洒新潮的形象风貌;如果他们看到了,他和她多半会否认那是他们所呈示的时尚风度,或者他们也可能会猜测,在这场往事中,他们确曾有过如此的刹那风华。不必说出口,却已了然于心。(选自《出轨》)

这是格来利斯的暮年时光,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她也离开了不知去向。现在,让格来利斯念念不忘的,是咖啡苦涩的味道。回首婚姻中曾经的幸福,也再度想象着温柔的怀抱。

青春往日意与花街当年情

每个人的少年时代大概都需要某种东西的滋养和浸润,只有穆巽,我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他靠自身分裂出来的东西培育着,自我生长,自我腐烂

这为什么是一部好小说

花街往事》是路内的一部以南方某小城为背景的小说。全书围绕着小城的蔷薇街(即花街)上两代人的奇妙而残酷、疯狂而无聊的(这里的形容词还可以用失落的、无奈的、幸福的、卑微的、猥琐的 代替)命运展开。这些命运相互交错,又被无情的时代洪流裹挟。

我知道上述这段话并不能说服大部分人。但让人信服的地方在于,当人们企图去描述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干了什么的时候,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是被上帝之手抚摸过还是被时代的车轮碾压过——而《花街往事》则用详尽而幽默、怪诞而自然的故事告诉你:时代的车轮碾过去了,并且那种痛苦与欢乐都是看得见的。

还未能说服你?好吧,这部小说是我在这一年里读过最好的中文小说。

青春

《花街往事》写了两代人的青春。第一代人的青春在文革的疯狂之中变得残酷而荒诞。这青春残酷和荒诞不单单在于文革的文攻武斗(最后只有武斗),也在于相互残杀的双方并不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死。

作为贯穿第一部的鱼骨刺一样的人物,穆天顺几乎用两句话就戳穿了这一代人的青春。在文革武斗中,穆天顺头部中枪未死。

开始的时候他似乎面带骄傲地向人炫耀头上的弹孔:“你们看,这像不像一朵花?”

当文革过去,穆天顺疯了。这时候他指着头上的弹孔逢人便问:“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屁眼?”

第二代人的青春就相对复杂而有趣多了。这个明显体现于小说的阅读观感中:到了第二部,即第二代人的青春开始,便轻松了许多。

然而轻松也只是一个短暂的错觉。

在第二部中,作为本书的主要叙述者,歪头男孩顾小山经历的阶段/情感/场景让人目不暇接:黯然、迷惘、哀伤、啜泣、惊骇、失望、哗笑、狂暴、惊异、癫狂、欢喜、悲恸,以及他的单相思罗佳。作为歪头的人,男孩被列入怪物这个分类中。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嘲笑他、欺负他。而男孩似乎很早就知道了反抗的无用,早早地放弃抵抗,像《铁皮鼓》中的那个侏儒那样用一种更可笑而忧伤的视角看待成长这件事。

“男孩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遗迹,你走过的每一条街道,住过的每一栋房子,都有可能很多人留下过他们的身影,时间中的事物是死去又复活的东西,在有生之年,周而复始,重叠交错。人的一生往往比这些事物活得更长久,但人无法复活,只能徒然地走向衰亡”。

而之后方小兵(男孩的童年玩伴)、顾小妍(男孩的姐姐)、穆巽(男孩的表哥),他们的青春尽管各不相同,但惟一相同的是,他们都过得不怎么好。但是他们的态度似乎有非比寻常地温顺:接受他们,或者作象征性的抗争。

在说到那个不写一句诗的诗人牛蒡时,男孩是这样概括他的:

他始终坐在钢丝床上,背靠着墙壁,这副样子太像是坐牢了,他的脸上凝集着一个人青年时代所有的愤怒、沮丧、悲伤和迷惘,还有因此而蒙受的羞辱,它们像多种建筑材料涂抹在一起,最后成为一块呆板的灰色水泥墙。

愤怒、沮丧、悲伤和迷惘以及因此而承受的羞辱。这就是青春的最好总结。如果需要结局,那不外乎就是:成为一块呆板的灰色水泥墙——平缓、死板、无聊、平庸。

往日意与当年情

男孩蹲在照相馆门口发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水是臭的,它和栀子花的香味混合着一起,一种令人情欲膨胀的气味。

不管是疯狂的时代还是日新月异的时代,爱的情与意都是最亮的色彩。因为在爱中的不确定、双方在灵与肉上的不协调以及时代给予的种种动荡属性,让男女之间的请与意变得格外动人。

从方屠户对李红霞的情意,到顾大宏对李苏华、关文梨的爱,再到歪头男孩在苦闷的青春期中幻想的仰慕对象,甚至是街上那对偷情的孤男寡女,都让蔷薇街变得更加生动,更充满人情味——即使这人情味会被情欲的气味暂代。

当然,和现实一样,情意二字对各自的意义尽不相同。在这些人当中,又以歪头男孩的情意最为绵长。这绵长,或多或少是作者给自己和读者的一个安慰。

但是最为真切的,却是英俊少年穆巽青春情意。或者说,是他的女同学和仇家女儿对他的情意。他和她们因为情欲和未来纠缠不休,直到最后奔向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这个颇有偶像剧色彩的情节,又不免让人觉得是一个男人的青春幻想在作怪。

共同的、光明而卑微的未来

像你们这种正常人,非要把自己的头发剃了,把好好的东西弄残了,才能像个叛逆。我什么都不做,站在大街上就是人类叛逆。——歪头男孩顾小山

除了死去的人之外,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没有确定的未来。而整体上看来,面对命运,他们各自都处于弱者的位置,或者说要各自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麻烦。在与命运的赛跑过程中,作者把他们都放诸于一个需要尽力去拼的杆位上,可是他们却缺乏鱼死网破拼到底的决心,只好继续接受生活的锤,继续沉默地承受,让人悲怆。少数拼命了的,坐牢;少数出走了的,继续卑微。

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小说中的人物继续按照彼此的轨迹生活下去。在花街上,时代的变迁、沉默的命运、卑微的生活,都会继续发生。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周围生活的扭曲镜像么?

如果需要感受我们时下的生活,就可以代入一下那个歪头男孩,想象一下他的残酷青春和未来,以及他的亲人、朋友(如果还有的话)、街坊邻居。

当然,最为让我诧异的是,技校生顾小山对毕老师在看着他的歪头时随口吟哦了句“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庄子曰,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出自《庄子·逍遥游》)。这里的意思是,樗这种不能作木材的树,在人类看来是不成材。然而从樗树自身看来,人谓之不成材,则不受人之刀斧砍伐,反而得以保全身心。

而从整个小说看,顾小山或者就是最难成材的一个。然若用樗树与他作比喻,他岂不是身心最全的那一个?

当然,跟樗树对比起来,跟顾小山对比起来,我们似乎甘受砍伐,却还要忍受更为平淡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光明而卑微的未来。

乌云典当记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罗马尼亚作家 马内阿(Norman Manea)

高尔基

高尔基是这样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加到他身上还会有“伟大”、“战士”、“巨匠”等词汇。他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就是《海燕》——因为这篇小短文刊载在我们的童年课本中。

但1929年的高尔基却是个懦弱的人。至少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如此的。

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记载着高尔基的索洛维茨岛之行。

索洛维茨岛是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在这里,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冻死、炸死、烧死是常有的事,还曾发生多起逃亡事件。一名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逃走,在他的书《在地狱岛上》披露了该岛的劣迹,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

斯大林选中了高尔基为其洗地。

岛上的所有犯人简直像期待大赦般地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他们以为他可以坚持正义,可以管教一下管理者,让他们肆虐的行为有所收敛。在儿童教养院,一个14岁的男孩花了一个半钟头,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他。 ……

结局意外而又正常,回到莫斯科,高尔基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

“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与此同时,那个14岁的少年被枪毙。

另一次,1993年,开凿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的白波运河工程完工。施工过程中,三十万“劳改犯”丧命。但在当年8月,一百二十名作家在高尔基的领导下,赶制了一部《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这部集体撰写的历史著作宣称:运河施工没有死一个人。

郭沫若

在林贤治先生的书中,并没有关于郭沫若的记载。但与高尔基上述行为相比,郭沫若倒是青出于蓝。

在课本中,郭沫若最初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天上街市》。作为中国新诗(白话诗,相对于文言文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维基百科的介绍中,郭沫若还有这些称呼“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后面不失幽默地加一句“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

除了是新诗的奠基人之一,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和书法成就也甚为了得。这对得起后世给他的大部分称呼。

在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声讨之:“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可见其年轻时的骨气并非一般。

然而住进了王府宅邸的郭沫若,其反智程度,成为了一个历史标本。

在郭沫若著名的奇葩著作《李白与杜甫》中,他是这样分析的:

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

之所以这么做,据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毛润之不喜欢杜甫。

而察看郭沫若的代表作列表,会有一种自然流露的幽默感: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这是文革开始前的“诗”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这个写于1976年5月12日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这个写于1976年10月26日,是郭沫若先生在(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作品。

对了,你是否还记得郭沫若还“致力于世界和平”?这个既是事实,也是一个幽默。1949年11月,郭沫若写下“诗歌”祝贺斯大林70大寿,曰:《我 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从这首“诗”看来,郭沫若先生的水平有一种返祖现象,让人不忍卒读。当然,斯大林投桃报李,1951年,郭沫若获颁苏联列 宁和平奖。1952年郭沫若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无疑是一个具备伟大人格的文学巨匠。他的《古拉格群岛》,记载了现代专制政权的残暴,在人类对抗遗忘的路上写上浓重而沉痛的一笔。

然而1994年的索尔仁尼琴少有人提起。在步入暮年之后,这位巨匠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阴影部分。

1994年,索尔仁尼琴近乎是荣归故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政治文化明星。

此时的他继续反对西方。对于苏联解体,他不满地认为这是“西方阴谋”,是向西方、尤其在美国面前“下跪”的结果,“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急剧下降,而这一切都令西方国家叫好”。

他接受普京,就因为普京在反西方化、中央集权以及重建神圣俄罗斯等方面,与他的政治观念相契合。

这时候的他与其说是走入了人生的阴影,不如说走入了民族主义的阴沟中去:他强调“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他宣扬“大俄国”观念,认为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者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

他驳斥西方对普京“专制”、“反民主”的指责,以及关于“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说法,认为“目前新闻传播基本上是自由的”,“没有感到什么压力”。

“苏联氢弹之父”,索尔仁尼琴当年的盟友萨哈罗夫这样评价他:

索尔仁尼琴身上有一股权力主义气味,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完全从半官方宣传武库里出来”的东西,带有冷战时期进行的那种“臭名昭著的军事爱国主义说教”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