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2011年的最后两个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将过去21年了。这时候，一九八九年出生的青年人们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立稳脚跟。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所剩下的，对于现今这个时世，仅仅只有怀念二字了。
然而幸好还有文字，尽管不能自由地表达，但这一路修补的制度却还是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一个记录的空间。在规定的栅栏内，査建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记载：对八十年代进行一次个人化的切片记录。要知道，从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栅栏内被拥权者圈养得愉快而白胖，如待烹饪宰杀的猪，他们再也不会对着主人嚎叫。
没有人能离开70年代来谈八十年代，这道理就像没有人能避开八十年代来谈之后的中国。这样去重复表达的意思是，要强调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劫难和灾害。在个人崇拜和集体主义被推到了极致的时候，个人（体）是不存在。那种高大全的、革命的叙述话语像感冒病毒一样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体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一点在阿城和李陀的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与明白。因此，在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用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语气和思维方式来反抗过去、肃清过去。只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他们其实依然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延伸而出的触角。
让人不安和悲哀的是，告别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再也没办法去找到可以歌唱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八十年代，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找到前方的路在哪里：荡涤身上留存的专制所留下的流毒。而且当时的制度给人们的围成的栅栏要比之后宽松得多。是以，一时间，形式各异的表达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即使这形式多样的表达有很多时候与过去一脉相承，但内容开始转向，转向颠覆父辈。相比一九四九至今的漫长，那短短的十年，所有的努力显得如同毛时代的”百花齐放”那样短暂得像昙花。只是”大鸣大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们不会再入囚成犯。
在有审查制度存在的今天，得感谢互联网。正因此，我得以读到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牛津版）。以下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些地方：
一、阿城
在书中，阿城访谈的部分的篇幅是全书11个人中占据第三的位置。但是却是在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删除得最多的部分。在访谈中，阿城穿梭在八十年代和当下的时代之间，对文学的表达、社会的思维方式、权力资源的分配都有很通透的见解。
二、陈丹青
陈丹青至今还是个文艺中年，这一称呼并无调侃之意。不管外界对他有如何的抬高（贬低），他仿佛还是那个言无不尽的寸头男人。这就是一个具备正常人心魂的人。尽管如此，这样的正常人秉承着常识，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着实显得不易。
三、陈平原
由于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此陈老师所说的一些事倒是显得挺熟悉。在荡涤过去毛时代的流毒的过程中，陈平原则显得相当的开放与理智。
四、崔健
崔健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的。这一句话不管放在八十年代还是之后的九十年代，都是那么的合时宜。但正因为此，崔健在审查制度中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从摇滚青年到广场青年，崔健的认识始终都是清晰的。当然，这要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看到。
五、李陀
李陀的回忆更多着力于”友情”，然后由这一点发轫，一路谈到文学、电影。在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轨迹上，其评论则相对地让人眼前一亮。
六、林旭东
林旭东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电影，但其观点却显得不那么繁杂而缺乏头绪。相比其他人，我则更喜欢他的访谈：对电影独特而系统的认识、评价，相比目前泛滥了的影评来说真是真知灼见。比如他在谈论姜文电影时：
查建英：姜文的《鬼子来了》呢，我倒觉得比他第一部片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好。
林旭东：姜文的片子我从来很难接受。他影片里有一种暴力的东西，到不一定是打啊杀毒血呀什么的，相反倒是有时候还会渲染得五彩斑斓。他实际上是把张艺谋那里一种不太好的、但是张艺谋还做得比较有分寸的东西，极度地夸张了。
查建英：啊，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文革”……
林旭东：那他们说的还是题材。我说的是他的电影整个给你的这种感受。就像片尾的那个傻子冲着你喊：傻逼！
……
林旭东：其实不在于他（姜文）在拍什么，而在于他的出发点。怎么说呢？黄仁宇说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要有一种同情心，要设身处地从他的具体境遇出发。我觉得姜文的电影缺少这种东西。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里都有这种角度：像侯孝贤的电影，再如《小武》。小武就是这么一个又可爱、又卑微……
七、北岛、甘阳、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
北岛谈的范围很窄，仿佛一味地沉迷在《今天》的圈子里；甘阳则一路谈着西方哲学在中国，在外行人如我等看来，他显得无趣而自大。只是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甘阳的自大又变得可爱一些。栗宪庭则显得中规中矩的，几乎没记住多少；说到刘索拉，或者是因为和査建英太熟悉了，这两娘们一来一去，就像是唠家常。准确的说，是唠那些出国的事儿，显得相当的没有意思；田壮壮导演，则像是得了道一般，四十不惑，就像是不活的人那样，无欲无求。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