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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人总是有些傲慢的，这一点我敢保证—-因为我就是异乡人，我就曾有过那盲目的傲慢。这一点，如果你不曾作为一个异乡人站在异乡，你是感受不到自己内心里的傲慢的。

我要说的是，那一天我在车上遇见的几个云南人（这样的造句让我感觉到不适，因为几个人不代表所有的云南人）。那时候是在车上，这一次的中巴上人出奇的多，没几个座位空着。要知道这个时候坐车去那个小镇的人实在是不多。上车的时候视觉里觉得与往常有些不一样的感觉产生，却无法分辨是什么。再细看下，或者是车上有了几张与本地人不同的面孔吧（当然这也属于我的后知后觉，自己添加上去的感受）。总之，车上的某几名乘客与当地人有着不同的衣着和神情，可是，要明确的指出这几个人是谁，却说不清楚。这就像一幅画看来很久，忽然间多了某些不明的东西。然而，这样的想法使我心里的异常感受得到了一种释放。

我坐在一个人身旁。这个人像是知道我是个瘦人似的，张开腿，将并列的两个座位占领了2/3。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不快。我身旁的人闭着眼睛，任我如何的用肢体提示他应该坐回去他的位置上，而不是欺凌人般的把座位占去，他都没有任何动静。我细小的恼火涌了上来，当然只怪自己是个瘦人，如何能顶得住他呢。转念一想，何必为此动火？至于么？身后的一名白衣白裤的乘客像是带着十二分的兴奋捶打着我的座位后背。我想他应该不是对我的挑衅，而是像一个初去某地的小孩一样的兴奋，眼看就要到目的地了，怎么能不兴奋呢？接下来他们的云南话证明了我的猜测。白衣裤与他旁边的人一起，用云南话念着路旁的招牌，并一路笑着。他们的口音于我听来很是熟悉，然而或者在他们看来，他们说的是火星语，坐在周围的本地人是听不懂的。

在靠窗的那个位置上的乘客下车后，我转移了座位。这使我远离了那位假寐的西装乘客。同时使自己的不快远去。而另一方面，我可以更加方便的观察他们。这时候一个很炫的铃声（貌似是极其流行的歌什么的）响起，那位假寐的乘客掏出一个白色带草绿翻盖的小巧手机，操起云南话，说了几句。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其实是和刚才身后的乘客是一起的。一个词从我的心中一闪而过：傲慢。

他们接下来的表现证实了这个词语。他们开始用蹩脚的本地方言学着说话，整个中巴车上仅剩下他们说话的声音。而我的不时侧目的表现，或者更让他们得意非常。白衣裤的乘客脸上很黑，我甚至依稀的看到了他脸上的那些小沟壑，嗯，那不是皱纹，或者是他小时候脸朝下摔倒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吧。他的裤腿上隐约留有些泥迹，那淡黄色的斑点，同样出现在那个假寐的西装人身上。大约是赶路匆忙，许久没洗了吧。他们在一个边贸点入口处下来车。他们下车的时候有5人，这占了中巴车的小半位置，其余乘客对他们的下车纷纷侧目。白衣裤子下车后带着轻快表情折了一枝路边的树叶，大约他也感觉到了车上的人都侧目。

这时候他们或者依然傲慢。或者因为他们大抵觉得这个地方不比自己的家乡好，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来自云南的某个城镇，来到了这个边陲小地方，感觉到了一种优越。这就如同我，到了北京，总是感觉到北京的空气比我所在的边陲小城要差而感到傲慢一样。当然，我宁愿相信，他们的傲慢，大抵是出于对家乡的爱。而很多人在表现这样的爱的时候，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方式，于是，就成了异乡人的习惯性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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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我只能这样称呼他。在人海里，他不需要任何的定语来装饰。是的，当你到了六十多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用任何的定语来修饰你自己都很困难，都很无力。

他就坐在我的身旁，戴着一个黑色油毡帽，很旧，很老的那种帽子。我用白话指着他身前的蛇皮袋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也用有些发音不准确的白话说：衫fu。我用白话重复：纱布？他忙不迭的点头，重复了自己的话。旁边的人忽然说，那是衣服。我恍然大悟，开始用半白话半普通话半土话（壮话）跟他交谈起来。

他很吃力的用普通话说，他今年六十七岁了。我用土话重复他的话，结果他很流利的跟我说起土话，然而怕我不懂，伸出手指头比划着，六十，七。他在县城的一个农场干活，干了大约四五年了。我问他干些什么活，他说了半天都没说清楚。这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紧张。

我跟他继续攀谈起来，像个户警一样。他说他有五个小孩，最大的孩子已经有三十了，最小的是女儿，都也二十四了。他说，三个儿子都去了广东打工，小女儿去了浙江打工。浙江二字是他用普通话说的，这却使我听了半天，让旁边的人翻译了才听懂。他说家里的小孩都去打工完了。这句话大约是顺着白话的习惯，在句子后加上个完了，表示已经的意思。他说家里种了三四亩的甘蔗，眼看就要到榨季了。我问，那你家里的甘蔗谁去斩？我自己咯。他习惯性的在句子后面加了一个语气助词。你自己？你家里现在有几个人？他又伸出手指头，三个人。你和你老婆？还有谁？他说了半天依然没说清楚另一个人是谁。我只好作罢。

他说他的老婆跟他同一样的年纪，也六十七了。在家里守着那三两亩田，三两间房子。这时候我开始端详他的衣着。他穿了两件衣服。紧身衣外披了件带四个口袋的老式对襟衫。深色的对襟衫让我想起小时候常穿的的确良衫。他把对襟衫的纽扣都敞开着，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村干部一样。他的裤子是黑色的，可是在黑色里有一块块斑点一样的泥迹。要知道，只有长期在泥土里干活的人才有这样的裤子形状。那些暗色的泥迹像是一些隐痛，在他的身上隐隐约约的出现着。说话的间隙，他从口袋里还是裤袋里掏出一个极度磨损的电子表。电子小，长方形的。上面跃动的冒号让人明白它还在运转。他看了看时间，电子表的屏幕模糊。当时我忽然想掏出手机告诉他几点了，可是我却努力的忍住。

这时候我才看到他的手。他的左手拇指比右手的拇指要短。大概是少了一节吧，他的左手拇指尖有些扁，有些粗，比往常的大。褐色的斑占据了他的手，青筋隐在褐色的斑下面，若隐若现。他的指甲都仿佛被磨得与手指头一样平，可是里面却是黑的。

在快要下车的时候，旁边的售票员问他，到家里有没有车？他说了一串壮话。后来我才知道，他要走大概十几里的路回家。他身旁靠窗的人下了车，他靠近窗去，把窗玻璃打开。向外张看着。下车时，他弓着腰，我看到他的裤子比他的腿短了些，裤管在他走路的时候一荡一荡的。他的解放鞋，敲打着车上的铁板，没有一点声音。

透过车窗，我看到他的脸，看到他向前的目光。他的眉毛稀疏，拱着腰的时候使他瘦瘦的脸像是向前伸着一样。六十七年了，他不发一言，走在有果皮纸和砂子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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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钥匙的人经常出现在我的小时候。那时候看到一些小孩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像佩挂着一个玉坠一样。那样子让我充满羡慕，甚至嚷着父母亲给我一把钥匙，也挂在脖子上。后来，一些孩子的钥匙被小偷骗了去，偷儿光明正大的进了他们家门，搬东西，随后很多财产不知南北。于是父亲就有了不给我钥匙的理由。因此我从那时候起，拥有一把钥匙成了一个人成长的标志—-只有这个人足够大了，才能拥有钥匙，才不被骗了去。当然，这是后话。

隔了多年，我再次的遇上挂钥匙的人。这使我感觉到惊诧。不过幸好，这个人并不是黄毛小儿。她是个女人，在有些冷冽的早晨我在街边碰到她。那时候我刚吃完早餐，坐在店门口等车。她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走来—-也就是说，我之前并没有关注她从那里走来，就如同她也不会关注我从那里看到了她。她问店老板，有没有豆浆。老板回答没有，并说往前走有一家。她没什么表示。我在门外的小板凳上说，要一直往前走。她像是没有听到，依然还是没什么表示。她走出来，在店门口徘徊。像是要找寻下一家可以吃早餐的地方，像舞台话剧里一个踮起脚的眺望的人，她的动作充满戏剧性。她在旁边的店门口无声的笑了笑—-我看到了她的脸—-接着 又走进了原旧的店里，要了一碗粉。她说话的时候像是有什么东西很值得她笑一样—-你知道，她一直在笑。

车来了，我们一同上车。我在后排坐下，她看到我身旁的空位，走了过来，结果走到一半时又犹豫的坐在到了车头的位置。她的脸是椭圆的，普通得让我在24小时不到就忘记了她长得怎么样。可是我看得出，她在笑，无声的笑。她坐下的时候看着自己的脚。她穿着土黄色的立领薄毛衣，黑蓝色的牛仔裤，裤脚卷了些许。运动鞋，鞋底像是垫了块年糕一样。她手里拽着些银色的皮包。皮包是竖立起来的长方形。右手里撰着点什么东西似的，一直握着。

有人下车，她换了个位置。这次她背对着我。这使我看到她的马尾巴头发，被一个旧式的胶带箍着。那胶带被外层带花纹的细布包着，那细碎的花纹我在童年的时候常常见到。她耳朵上钻着一对耳饰，飘起的头发不时的掩住了她的耳朵。而这个过程中，我始终看不到她抬起手整理自己的头发这个动作，这使我奇怪。而我现今奇怪的是，我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她的右手微微张开了些，我看到了她的无名指戒指和手里的一小团白纸，那大约是吃早餐时留下的餐巾纸吧。她是个已婚的人，我在内心松了口气，却在心里忽然涌起她无声的笑容。

她旁边的人要下车，于是，她又换了个座位，这次她到了前面去。这时候，我只看到用来挂钥匙的橙黄色带子系在她的后颈上。橙黄色的带子跟着车的颠簸，一动一动的。

她在一个中学的门口附近下车，下车后她的脸像个中学生一样向外、向上抬起来。这时候，是已经是早上九点左右了。学校两旁有很多中学生，他们迎着八九点钟的太阳，欢笑，沉默。可是，他们的胸前都没挂着钥匙。我关上车窗，车早已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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