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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鸟看见我了》

知道阿乙这个名字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但真正开始读他的文字是从去年的冬天开始。当时读的是他写的非虚构作品《模范青年》，当时的感觉是陷入一片惊惶，仿佛心里的一根弦被挑动，开始命运的持续共振。

我的惊惶和共振，就是那个始终没法走出县城的青年的命运，他的挣扎、无奈、病痛，都让我无法从容地再看一遍。好几次我都带着庆幸，最终，我走出了乡村，也并没有落入县城窠臼，被日复一日的琐碎掩埋。可是这庆幸又没有持续多久，即使在这个精彩纷呈、变幻万千的城市，这些图景与我又何干？没有人为此给出答案，似乎也没有人可以给出答案。

阿乙就是用故事去描划出这样的命运图景，然后在一边看着那个缠绕终生的命题：出走？我们能出走到哪里去？是啊，我们能逃脱得了这个周围的一切么？这一切包括：琐碎、无聊、孤独、不公、悲哀……一泡尿，就可以将这些东西揉在一起，然后被人命名为：命运。

《意外杀人事件》作为本书的开篇，从头到尾都显现出一种焦灼，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那里向你喊：你妈逼的，我不属于这里！我不该沦落至此啊！他们内心暗流涌动，或疯或癫，都想抽身而起，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泥潭一样的生活。只有那个艾国柱（阿乙的本名），对生活有着明确的去向：他要离开这里，去上海，去都市，去一个更为缤纷多彩的地方，而不是在这个叫做红乌的荒谬小镇。不过不可知的命运给这杂乱无章的生活来了一个疯狂的了结，也是人类最彻底最终的了结：死亡。

在接下来的《鸟看见我了》、《巴赫》中，那个一直想要”出走”的人影又开始若隐若现地萦绕不散。前者让”我”被流放，后者让巴礼柯出走，这二者一直贯穿着整个故事。在他们的遭遇中，又穿起了其他人的生活，交叉显现出一幅一幅的命运图景：看啊，这个人由于偶然，想着要戳瘪扼死了另一个人，于是就开始了逃亡；这个人由于一时的忍让，就是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过去，紧接着就是一辈子都没有了，结果有一天想要从生活中逃离。他们都以逃的方式来躲避，或者都以逃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屈服，来对抗。对抗什么？对抗那不可知的命运。如果《鸟看见我了》是一个以技术见长的故事，那么《巴赫》则把所有的情节设计都隐藏得更深、更巧妙，让你不能不跟着叹息，在软弱的自己面前，究竟是什么强大的？在安于窠臼的时间里，是什么能让我们自拔？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还是暗夜里的不灭的星辰？

作为万千众生的一个缩影，巴礼柯可以追责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不是某件具体的事，而是整个大到无形的环境。很多人在这个环境里屈服了，终其一生，过得井井有条、有条不紊、不紊不慌、不慌不忙、不忙不休、不休至死。你会问，这个环境是什么？这个环境的因素包含着：亲情、责任、生存及其附带的各种形式的压力。

《火星》是个孤独者的故事。在这里作者又一次以全能的上帝视角来叙述故事，也因此，作者让读者一起，做了一回上帝。请看吧，这两个孤独的游魂，他们是如何泯灭的。命运并非是恶魔，而可能仅仅是一次偶然，之后就演绎出一种必然：结束。这个结束包括生活的结束，或者生命的结束。

到了最后压轴之作《情人节爆炸案》中，阿乙一时杀得兴起，让一车的人跟着陪葬。接着像剥竹笋一样，本以为这一层就是里层了，没想到剥下去还有，一层、两层、三层。看到最后也是默然，哦，原来事情是这样：两个人为了离开这个似乎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作一次终极的逃离。他们的出走更彻底，更惊世骇俗。

当我们深陷在生活当中的时候，谁能帮助我们自拔而起，远离泥潭？这倒尚可自知，然若当我们深陷偏见之时，谁可奈何？另一个吊诡的所在就是：即使当你出走成功了，可是你到达的却就一定是精彩纷呈的归宿么？而且，这精彩纷呈可曾与你相干？况且，命运之神的冷笑正在此处：你逃不出它的手掌心。

这就是出走的命运图景，阿乙用讲故事的形式，向你提着以上的问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父亲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或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梁漱溟先生开始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奔波。除了两度试图自杀外，他的一生，在他看来几乎没什么难过的时候。或者说，不好的时候。

这样的阔达被后世很多人为之称颂，也被他的儿子写到了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在艾恺问到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时，梁漱溟只是承认”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这种从容一直被中国人当作是优良的品质而被传承下来。或者这得益于梁漱溟先生对孔儒学、佛学的修炼和传承。

有意思的是，在这本回首往事旧人的口述中，梁漱溟还顺带预测了下苏联的命运：

“这种变态（指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烈日涅夫他们这种当地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我这么看。”

就在梁漱溟说这话的十一年之后，苏联解体。艾恺一直想让梁漱溟就中国的现状说点什么，然而老梁似乎一直没变，就像他二十五岁时候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往好里去。作为与毛润之的同龄人，他只对毛的晚年有所非议。所以，在八十年代的开初，他开始相信中国正往好里去：”民主和法制”正在到来。尽管识得破蒋中正的独裁和无能，苛刻地想（毕竟，他自己也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梁漱溟却并似乎没有识破毛润之的伎俩、手段–至少，在他的口述中未曾就此发一言。

作为艾恺眼中的”最后一个大儒”，谈到梁漱溟就未免不能谈到儒学。这也纠正我一向对儒学的厌恶。作为认识人生、世界的一个工具，儒学不幸被统治者利用了。也就是说，儒学不过是一个工具，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专制附了身（基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但跳开对儒学的喜恶，如果不是数千年王朝的器重，儒学是否会一直发展下去？作为反证，韩非的法学则只是在历史上浮光一闪，便没入了专制的黑暗中去。

在谈到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与西洋、印度的不同的时候，梁漱溟说：

“就在它（儒家文化）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中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我觉得儒家的特色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今天你会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还仰仗着有青天老爷给自己申冤。在儒家文化之下，中国人只能靠人去矫正恶和下流。然而梁先生忘记了考量另一个也是中国历史流传的论点：性本恶。翻一下报章，现在十岁的孩童都明白，不能指望州官为百姓点灯。所以，到了今天，在厌恶专制的同时，未免会附带上厌恶儒学。

看完全书不由得为梁先生庆幸，您老人家真幸运，可以与毛主席促膝谈心，所以红卫兵没把你拉到牛棚去。也还好，你遇上1949后最好的八十年代，然后再带着希望仙去。至少，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没有强拆啊。

梁漱溟先生，如果你在天堂里的父亲再问你，这个世界会好吗？不知你该如何作答。

冯唐在序言里谦虚地说，看着自己十七岁时候写的小说稿，差一点成了仲永。现在回看，这个妇科博士并没有如愿成为仲永，闲到中年，也不用抚摸着隆起的肚子慨叹，当年怎么没靠着仲永的才情，睡上几个姑娘？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记得当初是在琅东车站看到《欢喜》节选于《小说界》，作为晚熟的青年，当时心里一时颤抖，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字哟，你大爷的，你那时候真的是十七岁么？在小说里的秋水，十七岁，高二，怎么你妹的长得像个人瑞一样？在课前饭后，都可以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吐出各种段子。不能不让人觉得秋水是从娘胎里开始博览群书，然后一落地可能就拜郭德纲为师开始吐槽了。这瘦高少年，到了十七岁都已经像丽春院的老鸨一样，历尽风尘，看透世事了……哦，这个比喻太过糟糕。当然没有冯唐信手拈来的神韵：

“根2常坐车，跟我讲，中国女子的勇毅全表现在挤车上。”

在读完这书以后，心中有一个怨念般的慨叹，为什么当我17岁的时候没能看到这本书，要不当初的我也不用傻逼兮兮地用世界上最白痴的办法去追女孩。或者是看到秋水这牛逼样，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在在自己的世界里玩儿多清静，干嘛要搀和，还喜欢人家哩……想到这之后就只好紧咬门牙，想着苦逼的十七岁，一个傻气满身的少年，在一个小小县城里都踯躅不前，患得患失，被人取笑，至今不能自释。

这世界就是残酷的所在。生长在我体内的十七岁的少年，生长在很多人体内的十七岁少年们，或者都在承认，十七岁，真的没有多少个人变成秋水这样的人瑞。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被一个小情绪引领着生长。这股情绪有时候被我们写在日记里，说，今天我喜欢的那个人和我说话了，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很投机……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没记取的，都不怎么美好：失落、嘲笑、孤单、敏感。

时光不再。那个十七岁时喜欢的姑娘已经结婚，那个十八岁时骗你的姑娘已经结婚，那个十九岁时喜欢你的姑娘已经结婚……就这样，一直到了三十岁，我们蚁居在城市，纠结着loser应该翻译成卢瑟还是撸瑟。

少年往事，赋尽欢喜。余下的，都是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