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逢冬至与裹蒸粽

在我的村庄，冬至是全年里第二个以阳历计算的节日，也是三九寒冬的开头。只是没多少人记得后者–因为寒冷已经太多了，即使记住，又有何益？是的，就在这一天，媳妇们在白天停下手中活计，开始碾糯米，摘粽叶，烧水，蒸粽。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带着温度，也被村人赋予着看不见的涵义：至少，这该是一个家所应有的。

只是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村庄的冬至被祖先提前一天过，俗话说的是吃一个”歪”的冬至节，意思是不够纯正。问及为何的时候，父辈们都会告诉你，祖先们为了提防”大贼”（即山贼）在冬至那天来把牲口掳了去，时宜提前一天过，让贼儿们扑个空。于是这习俗流传至今，一直未改。当然，这个注脚并不会影响人们过节的气氛。寒冷迟早会来的，而温暖则靠的是自己。这样的道理并没改变。

包粽子是件技术活，这话当然不是用来吓唬外来媳妇的。从糯米和粘米的比例，到粽叶的选择和馅的调和，再到把粽子包成几个尖头，最后就是蒸粽的火候，这些都考验着女人们的耐心以及”技术掌握”。当然，最懒的做法就是全部放些糯米，用扯来的粽叶包成一根竹筒一样，顶多再用细竹篾捆好，然后再放锅里乱蒸一通。这时候拿出来的粽子就一糯米团加点馅，黏糊糊，被女人们看到，肯定笑成一团。说到技术，把粽子包出四个角不算本事，能包出三角粽、独角粽那才算有点本事。

当然，说到过节，这一天是不会少了拜祭祖先这一环的。仿佛远在天上的祖先也跟着我们一同过着人间这个叫做”冬至”的节日一样，与其他的节日一样，我们依然煞有介事地斟酒洒差，焚香烧钱。每当鞠躬下拜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血液和骨头里涌出无数的名字来，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啊，他们从不曾离开村庄，一直保佑着我们呢。想到这里，或者会觉得三九寒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远在他乡的人们，则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唤醒体内的温暖来。在南方，我们各自缩成一团，独自和过去的自己，一同取暖。

在这样的冬日，家乡的县城，一到了夜晚，应该会有人大街小巷地喊着”裹–蒸–粽”。没有错，裹蒸粽就是最懒的人做的最烂的粽子：每个粽子至少有七八两重，最重的达到一斤半。想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初中时那个胖子吃着粽子的表情和对一斤半重的粽子的形容。一斤半，大概是一个处于发育期的少年的一餐半（即一又二分之一顿）的食量。在寒冷的冬天校园，那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精力，所以食量也惊人。而便宜的裹蒸粽也曾一度成为经济拮据的我们的晚餐首选：粽子里有米、有肉、有芝麻、有花生，还能顺带着回味一下家乡的味道（尽管不太好吃）。于是，我们就着夜色，咽下这不好吃的乡愁。

在渐次成长之后，异乡的粽子开始变得愈来愈难吃，而故乡则似乎越来越远。一年到头也难得回一趟家，一年到头也很少吃粽子，大概是怕要就着寒冷，咽不下这不好吃的乡愁吧。

客居异乡，又逢冬至。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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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 By 筠子

当你回首一切，这个世界会好吗？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父亲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或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梁漱溟先生开始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奔波。除了两度试图自杀外，他的一生，在他看来几乎没什么难过的时候。或者说，不好的时候。

这样的阔达被后世很多人为之称颂，也被他的儿子写到了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在艾恺问到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时，梁漱溟只是承认”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这种从容一直被中国人当作是优良的品质而被传承下来。或者这得益于梁漱溟先生对孔儒学、佛学的修炼和传承。

有意思的是，在这本回首往事旧人的口述中，梁漱溟还顺带预测了下苏联的命运：

“这种变态（指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烈日涅夫他们这种当地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我这么看。”

就在梁漱溟说这话的十一年之后，苏联解体。艾恺一直想让梁漱溟就中国的现状说点什么，然而老梁似乎一直没变，就像他二十五岁时候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往好里去。作为与毛润之的同龄人，他只对毛的晚年有所非议。所以，在八十年代的开初，他开始相信中国正往好里去：”民主和法制”正在到来。尽管识得破蒋中正的独裁和无能，苛刻地想（毕竟，他自己也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梁漱溟却并似乎没有识破毛润之的伎俩、手段–至少，在他的口述中未曾就此发一言。

作为艾恺眼中的”最后一个大儒”，谈到梁漱溟就未免不能谈到儒学。这也纠正我一向对儒学的厌恶。作为认识人生、世界的一个工具，儒学不幸被统治者利用了。也就是说，儒学不过是一个工具，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专制附了身（基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但跳开对儒学的喜恶，如果不是数千年王朝的器重，儒学是否会一直发展下去？作为反证，韩非的法学则只是在历史上浮光一闪，便没入了专制的黑暗中去。

在谈到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与西洋、印度的不同的时候，梁漱溟说：

“就在它（儒家文化）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中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我觉得儒家的特色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今天你会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还仰仗着有青天老爷给自己申冤。在儒家文化之下，中国人只能靠人去矫正恶和下流。然而梁先生忘记了考量另一个也是中国历史流传的论点：性本恶。翻一下报章，现在十岁的孩童都明白，不能指望州官为百姓点灯。所以，到了今天，在厌恶专制的同时，未免会附带上厌恶儒学。

看完全书不由得为梁先生庆幸，您老人家真幸运，可以与毛主席促膝谈心，所以红卫兵没把你拉到牛棚去。也还好，你遇上1949后最好的八十年代，然后再带着希望仙去。至少，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没有强拆啊。

梁漱溟先生，如果你在天堂里的父亲再问你，这个世界会好吗？不知你该如何作答。

少年往事，赋尽欢喜

冯唐在序言里谦虚地说，看着自己十七岁时候写的小说稿，差一点成了仲永。现在回看，这个妇科博士并没有如愿成为仲永，闲到中年，也不用抚摸着隆起的肚子慨叹，当年怎么没靠着仲永的才情，睡上几个姑娘？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记得当初是在琅东车站看到《欢喜》节选于《小说界》，作为晚熟的青年，当时心里一时颤抖，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字哟，你大爷的，你那时候真的是十七岁么？在小说里的秋水，十七岁，高二，怎么你妹的长得像个人瑞一样？在课前饭后，都可以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吐出各种段子。不能不让人觉得秋水是从娘胎里开始博览群书，然后一落地可能就拜郭德纲为师开始吐槽了。这瘦高少年，到了十七岁都已经像丽春院的老鸨一样，历尽风尘，看透世事了……哦，这个比喻太过糟糕。当然没有冯唐信手拈来的神韵：

“根2常坐车，跟我讲，中国女子的勇毅全表现在挤车上。”

在读完这书以后，心中有一个怨念般的慨叹，为什么当我17岁的时候没能看到这本书，要不当初的我也不用傻逼兮兮地用世界上最白痴的办法去追女孩。或者是看到秋水这牛逼样，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在在自己的世界里玩儿多清静，干嘛要搀和，还喜欢人家哩……想到这之后就只好紧咬门牙，想着苦逼的十七岁，一个傻气满身的少年，在一个小小县城里都踯躅不前，患得患失，被人取笑，至今不能自释。

这世界就是残酷的所在。生长在我体内的十七岁的少年，生长在很多人体内的十七岁少年们，或者都在承认，十七岁，真的没有多少个人变成秋水这样的人瑞。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被一个小情绪引领着生长。这股情绪有时候被我们写在日记里，说，今天我喜欢的那个人和我说话了，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很投机……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没记取的，都不怎么美好：失落、嘲笑、孤单、敏感。

时光不再。那个十七岁时喜欢的姑娘已经结婚，那个十八岁时骗你的姑娘已经结婚，那个十九岁时喜欢你的姑娘已经结婚……就这样，一直到了三十岁，我们蚁居在城市，纠结着loser应该翻译成卢瑟还是撸瑟。

少年往事，赋尽欢喜。余下的，都是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