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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必须承认，她算是一个好看的女子。你看，我放弃一般的说法，将她称为女子。

2007年10月7日18:30，K394，18:30，这趟火车自昆明出发，她跟一个眼镜儿一起上车。黑色短马甲，里面穿着白衣，牛仔裤。穿着褐色高筒鞋，在车厢里的日光灯里看得出，她化了淡淡的状。她用白底黑斑点的纱巾系住长头发，斑点头巾跟着头发垂到她身前。她说着话，用手从耳朵旁开始捋头发，连同斑点头巾一样捋着。然后目光侧着，不看跟她说话的眼镜儿男人。薄薄的嘴皮动了动，听得出不是南方口音。又或者，她受过高等教育。我暗自想，摊开书，看上两眼。

她说话细声细气的，声音很轻，跟她瘦略长的脸蛋显得很是般配。她的普通话很标准，她说，我不喜欢百色那地方，玩儿的地方都没有，又干燥。她瘦长的手指在说着这话的时候抚弄了一下她的头发。难得地，她的头发居然没有染，很平常的黑色，如同她的睫毛一样，黑色，普通。可是她的睫毛描有睫毛膏，眼睛也略略的涂了眼影。再细看一下，她应该属于那种看了第二眼才算是好看的女子。

她站了起来，取了样东西，这次我又不得不承认，她个子比较高。身材真好，我心里叹了句。瘦瘦的，走在人群里，肯定有些回头率。她开始跟旁边的眼镜儿男人说起一些事情，比如单位的事情，某某去了那里，某某跟某某有一段故事没讲完。眼镜儿男人有了点献殷勤的劲儿，这种劲儿使我感到熟悉—-因为我也这样干过。不知什么时候起，她开始说一些其他城市的事。比如她对阳朔的看法，风景很漂亮，然后不时的提起一些地名，诸如，北京、上海、大理、丽江、北海什么的。或者，她这样说是让我们这些旁人羡慕的吧。我看着她用三两根手指头掂住眼镜儿从装薯片的袋里掏出来的包子，一口口儿的吃着，忽然觉得很饿。

在某个时刻，她那薄薄的嘴唇说起她的父母亲。她说，我爸……..他…….一副略带责备的样子，然而谁都看得出，是一种亲情，甚至说，是一种炫耀。或者一个刚出社会的孩子看到她这样说，脸上一定泛起羡慕的表情，看，这姑娘多懂事，连大人的事都能管。后来，她掏出一个电子产品，像是N70手机。男的在旁边羡慕了下，也掏出一个像是PSP一样的东西来，开始跟她谈起这些电子产品的用法以及特征、价格等等等等。他们说得眉飞色舞，让我不能不怀疑，莫非这就是城市小资的生活写照？

她不到21:00就上了床铺睡觉去了。我看得无聊，看了10来页书，于是也睡了去。结果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她忽然叫了起来，好像叫了眼镜儿的名字，然后说，某某书记来接我们，不是某某。这一嚷，让我专门为火车生涯积攒的美梦瞬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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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路是一个梦想，是一个平凡人成为不平凡的人的梦想。我最初见到他的时候心里有着一个词在不停的晃来晃去：梦想。这时候想着这样的词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他的红色T-shirt显得有些旧而发白。衣服背后写着半圈字：汴梁肖秋波什么的。他的包的黑色背带遮住了前面的字，而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忘记了后面的字。要知道，我一路上在心里惦念着肖秋波这个名字，生怕记错了，或者忘记了。从他的样子来看，大约不出50岁，额头大概有些许秃顶。面目并没有疲惫，猛然看过去，没有乱得参差不齐的胡子。（印象中的余纯顺就是胡子很长很乱的）这与我心目中的行者形象相去甚远。他的衣服背后还印着另一行字：五年徒步走边疆。衣服背后的那些字是用藏青色印上去的，在有些发白的红色衣服上映衬着，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村里遇见的农民兄弟。在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忍住了搭一下他的肩膀的冲动。

他穿着黑色裤子，鞋子是土黄色的，由于是擦肩而过，看不清楚是什么类型的鞋子。我迎面看他的时候，他正在用数码相机给自己拍照。我在背后看他的时候，他还是在用相机给自己拍照：右手伸出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左手指着宣传橱柜里的报纸。或者他是指着报纸里的某一个地名，让他自己与那个地方合影。他试了好几次，大概是拍得不够满意吧。然后，他变换着位置，宣传橱柜里有中国移动的广告：一个穿着裙子的女人面带微笑，拖着行李，像刚出浴一样的新鲜，不带一丝灰尘。他靠在玻璃上，用相机为自己与那个中国移动的女人合影。在他的身后侧边，有两个人蹲在一旁。他们在谈论着，看起来谈论的事情稀松平常，脸上平静。他们对身后的那个行者并不感冒，或者他们认为自己的家务事就是最重要的事，可这个行者呢？他的事是不是重要的事？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我心里不由疑惑。

他的包是很平常的那种单肩包，旧，黑，而且不大。看不出有多少行李在包里，在回头看他的时候，我在猜想，他的包里都有些什么行李，这么远的路他怎么度过？这时候小城下起了雨，路面全都湿了。他走到中国电信的IP电话旁，好像是要打电话。可是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像是在徘徊，又或者那个电话坏了。他大抵是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吧。我忽然替他想起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是怎样的呢？五年，这样的五年对他意味着什么？

回去的路上我重复的在心里念着他的名字，以免这一切被自己的繁乱的思绪淹没。到如今忽然想起做过的一个小游戏：如果你要去做一次很远的旅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给你两个月的时间，你会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干什么？然后，带些什么东西上路？这是一个很长的旅途，我忽然很想问他，他都带了些什么东西上路？他都在那"两个月"里干了些什么？

（题图来自网络，与主题无必然联系）

8月19日，北海。

这是个海滨城市，近海的街道和马路都弥漫着一种怪味，这种怪味里混杂着海鲜的腥湿味以及晒干的海鲜咸味。平常街道上会有风刮过。异常难得的是，北海的街道宽阔而充满绿树如茵，惟一不够和谐的是，北海的车们都很彪悍，全然不把行人放在眼里。当然，人力车除外。

其实我是不喜欢坐人力车的，就如同我过去不喜欢找街上的人擦皮鞋，那种感觉让人难受异常。然而，后来朋友说，去擦一次吧，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那里候着不容易。或者一元钱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或者对他们有用。

在到了北海之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游人。这样的感觉很是糟糕—-因为这使我有了一种被鱼肉的感觉，游人，就是重点被宰人群的代名词。那时候我们说是要去海洋之窗，可是我们不辨东西，分不出南北。只好一路的问，大多人都埋头赶路，只是指了个方向。到了北京路口，继续问路，这回换成了人力车夫们。一个操着外省普通话（区别于广西普通话）的人力车夫像是很关心我们的行程，他问我们去那里，还额外说了一句，是不是第一次来北海。他说海洋之窗很近，珠海路（北海的老街，后来才知道是卖珍珠的对方）也很近，一两块钱就能到了。我们最后上了车，然后开始跟着他交谈。

他穿着黄色的无领T-Shirt，薄薄的，理着平头，皮肤黝黑，说的普通话比一般的北海人正宗，但有些音还是无法听懂。我说，听你的口音不是北海人吧，他说，他说他是江西人，北海本地的人是不干这个的，然后又补充了句，这个太辛苦了。我问，江西那里的？他说了一个地名，我茫然，又让他重复了一遍，还是不知道。我们像做社会调查的那样（或者像派出所户籍警察一样）开始对他进行一番询问。他说他老婆是在北海市里卖衣服的，今年41岁，比他小一岁。他还有两个儿子，最大的那个十七八岁了，在广东打工。最小的一个，他一手握车把，一手竖起两根手指，说快两岁。我一惊讶，这么小？他当然看不到我脸上的惊讶，继续说，是去年某月某日（原谅我忘记了确切日子）生的。我问，那不是超生了么，要罚款的。他说，罚了一万六。我像个不休的追问者一样：师傅，你不是有了一个儿子了么，为什么还要生啊？他说，本来是想要个女儿的，谁知生了个儿子。还要生个女儿干嘛？他说，我们在农村，小孩一个太孤单了。我追问，那现在不是大多都是独生的么？他用力的蹬着车说，在农村啊，生两个才有面子，村里的人都是两个的。我叹了口气，原来是这样。

快到了海边的时候，我问了他姓什么。他说，姓刘。当时他的江西口音很重，刘(liu)的读音在他的口中几乎成了"牛"(niu)。又问他，前面的那个师傅是那里的，他说：fulan，我一个恍惚，什么？fulan？中国有这个省么？他重复了好几次：fulan，fulan你都不知道？我向前面的师傅证实，他说他是funan的，这次我听懂了，湖南的。原来是这样，我看着海水边漂浮的垃圾说。

在路过卖珍珠的店的时候，他停下，说，去看看珍珠吧，难得来一次。进店门的时候，他与店员显得很熟络。这跟导游很相像，我不经意的看着那些闪着亮的珍珠。

沿着海边，我一路的追问着，像一名合格的派出所户警一样。他说他来北海四五年多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要一万二千块钱买来，当然这包括全部的证件什么的。然后他们每个月要给某单位（具体忘记了）交60元，这相当于他们挣得最多的一天的全部收入。他们平均每天的收入是30-40元，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然后说起他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儿子每个月1000多块的收入，初中毕业就去了广东。说起家乡的几亩田，他说，那根本不够吃，然后说打算干到五十岁就回家去。说这话的时候，车正在上一个小斜坡，他身体直立起来，用力蹬着。我说我们下来吧，他头也不回的摆摆手，不用不用。到了海洋之窗，付车费的时候，他问，给多一点吧，这么远的路。

就在我们在海洋馆入口徘徊的时候，他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要不要进去？我可以买到（比正常门票）便宜20元的票。我问，为什么你可以（买到便宜20元的门票）啊？他说，我们有证件啊。我们始终没有进去看，于是他开始去招揽其他进海洋馆的人去了。他推开玻璃门，巨大的玻璃门显得他很瘦，洁白的地板让他显得更黝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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