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往日意与花街当年情

每个人的少年时代大概都需要某种东西的滋养和浸润,只有穆巽,我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他靠自身分裂出来的东西培育着,自我生长,自我腐烂

这为什么是一部好小说

花街往事》是路内的一部以南方某小城为背景的小说。全书围绕着小城的蔷薇街(即花街)上两代人的奇妙而残酷、疯狂而无聊的(这里的形容词还可以用失落的、无奈的、幸福的、卑微的、猥琐的 代替)命运展开。这些命运相互交错,又被无情的时代洪流裹挟。

我知道上述这段话并不能说服大部分人。但让人信服的地方在于,当人们企图去描述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干了什么的时候,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是被上帝之手抚摸过还是被时代的车轮碾压过——而《花街往事》则用详尽而幽默、怪诞而自然的故事告诉你:时代的车轮碾过去了,并且那种痛苦与欢乐都是看得见的。

还未能说服你?好吧,这部小说是我在这一年里读过最好的中文小说。

青春

《花街往事》写了两代人的青春。第一代人的青春在文革的疯狂之中变得残酷而荒诞。这青春残酷和荒诞不单单在于文革的文攻武斗(最后只有武斗),也在于相互残杀的双方并不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死。

作为贯穿第一部的鱼骨刺一样的人物,穆天顺几乎用两句话就戳穿了这一代人的青春。在文革武斗中,穆天顺头部中枪未死。

开始的时候他似乎面带骄傲地向人炫耀头上的弹孔:“你们看,这像不像一朵花?”

当文革过去,穆天顺疯了。这时候他指着头上的弹孔逢人便问:“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屁眼?”

第二代人的青春就相对复杂而有趣多了。这个明显体现于小说的阅读观感中:到了第二部,即第二代人的青春开始,便轻松了许多。

然而轻松也只是一个短暂的错觉。

在第二部中,作为本书的主要叙述者,歪头男孩顾小山经历的阶段/情感/场景让人目不暇接:黯然、迷惘、哀伤、啜泣、惊骇、失望、哗笑、狂暴、惊异、癫狂、欢喜、悲恸,以及他的单相思罗佳。作为歪头的人,男孩被列入怪物这个分类中。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嘲笑他、欺负他。而男孩似乎很早就知道了反抗的无用,早早地放弃抵抗,像《铁皮鼓》中的那个侏儒那样用一种更可笑而忧伤的视角看待成长这件事。

“男孩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遗迹,你走过的每一条街道,住过的每一栋房子,都有可能很多人留下过他们的身影,时间中的事物是死去又复活的东西,在有生之年,周而复始,重叠交错。人的一生往往比这些事物活得更长久,但人无法复活,只能徒然地走向衰亡”。

而之后方小兵(男孩的童年玩伴)、顾小妍(男孩的姐姐)、穆巽(男孩的表哥),他们的青春尽管各不相同,但惟一相同的是,他们都过得不怎么好。但是他们的态度似乎有非比寻常地温顺:接受他们,或者作象征性的抗争。

在说到那个不写一句诗的诗人牛蒡时,男孩是这样概括他的:

他始终坐在钢丝床上,背靠着墙壁,这副样子太像是坐牢了,他的脸上凝集着一个人青年时代所有的愤怒、沮丧、悲伤和迷惘,还有因此而蒙受的羞辱,它们像多种建筑材料涂抹在一起,最后成为一块呆板的灰色水泥墙。

愤怒、沮丧、悲伤和迷惘以及因此而承受的羞辱。这就是青春的最好总结。如果需要结局,那不外乎就是:成为一块呆板的灰色水泥墙——平缓、死板、无聊、平庸。

往日意与当年情

男孩蹲在照相馆门口发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水是臭的,它和栀子花的香味混合着一起,一种令人情欲膨胀的气味。

不管是疯狂的时代还是日新月异的时代,爱的情与意都是最亮的色彩。因为在爱中的不确定、双方在灵与肉上的不协调以及时代给予的种种动荡属性,让男女之间的请与意变得格外动人。

从方屠户对李红霞的情意,到顾大宏对李苏华、关文梨的爱,再到歪头男孩在苦闷的青春期中幻想的仰慕对象,甚至是街上那对偷情的孤男寡女,都让蔷薇街变得更加生动,更充满人情味——即使这人情味会被情欲的气味暂代。

当然,和现实一样,情意二字对各自的意义尽不相同。在这些人当中,又以歪头男孩的情意最为绵长。这绵长,或多或少是作者给自己和读者的一个安慰。

但是最为真切的,却是英俊少年穆巽青春情意。或者说,是他的女同学和仇家女儿对他的情意。他和她们因为情欲和未来纠缠不休,直到最后奔向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这个颇有偶像剧色彩的情节,又不免让人觉得是一个男人的青春幻想在作怪。

共同的、光明而卑微的未来

像你们这种正常人,非要把自己的头发剃了,把好好的东西弄残了,才能像个叛逆。我什么都不做,站在大街上就是人类叛逆。——歪头男孩顾小山

除了死去的人之外,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没有确定的未来。而整体上看来,面对命运,他们各自都处于弱者的位置,或者说要各自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麻烦。在与命运的赛跑过程中,作者把他们都放诸于一个需要尽力去拼的杆位上,可是他们却缺乏鱼死网破拼到底的决心,只好继续接受生活的锤,继续沉默地承受,让人悲怆。少数拼命了的,坐牢;少数出走了的,继续卑微。

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小说中的人物继续按照彼此的轨迹生活下去。在花街上,时代的变迁、沉默的命运、卑微的生活,都会继续发生。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周围生活的扭曲镜像么?

如果需要感受我们时下的生活,就可以代入一下那个歪头男孩,想象一下他的残酷青春和未来,以及他的亲人、朋友(如果还有的话)、街坊邻居。

当然,最为让我诧异的是,技校生顾小山对毕老师在看着他的歪头时随口吟哦了句“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庄子曰,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出自《庄子·逍遥游》)。这里的意思是,樗这种不能作木材的树,在人类看来是不成材。然而从樗树自身看来,人谓之不成材,则不受人之刀斧砍伐,反而得以保全身心。

而从整个小说看,顾小山或者就是最难成材的一个。然若用樗树与他作比喻,他岂不是身心最全的那一个?

当然,跟樗树对比起来,跟顾小山对比起来,我们似乎甘受砍伐,却还要忍受更为平淡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光明而卑微的未来。

乌云典当记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罗马尼亚作家 马内阿(Norman Manea)

高尔基

高尔基是这样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加到他身上还会有“伟大”、“战士”、“巨匠”等词汇。他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就是《海燕》——因为这篇小短文刊载在我们的童年课本中。

但1929年的高尔基却是个懦弱的人。至少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如此的。

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记载着高尔基的索洛维茨岛之行。

索洛维茨岛是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在这里,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冻死、炸死、烧死是常有的事,还曾发生多起逃亡事件。一名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逃走,在他的书《在地狱岛上》披露了该岛的劣迹,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

斯大林选中了高尔基为其洗地。

岛上的所有犯人简直像期待大赦般地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他们以为他可以坚持正义,可以管教一下管理者,让他们肆虐的行为有所收敛。在儿童教养院,一个14岁的男孩花了一个半钟头,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他。 ……

结局意外而又正常,回到莫斯科,高尔基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

“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与此同时,那个14岁的少年被枪毙。

另一次,1993年,开凿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的白波运河工程完工。施工过程中,三十万“劳改犯”丧命。但在当年8月,一百二十名作家在高尔基的领导下,赶制了一部《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这部集体撰写的历史著作宣称:运河施工没有死一个人。

郭沫若

在林贤治先生的书中,并没有关于郭沫若的记载。但与高尔基上述行为相比,郭沫若倒是青出于蓝。

在课本中,郭沫若最初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天上街市》。作为中国新诗(白话诗,相对于文言文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维基百科的介绍中,郭沫若还有这些称呼“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后面不失幽默地加一句“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

除了是新诗的奠基人之一,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和书法成就也甚为了得。这对得起后世给他的大部分称呼。

在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声讨之:“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可见其年轻时的骨气并非一般。

然而住进了王府宅邸的郭沫若,其反智程度,成为了一个历史标本。

在郭沫若著名的奇葩著作《李白与杜甫》中,他是这样分析的:

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

之所以这么做,据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毛润之不喜欢杜甫。

而察看郭沫若的代表作列表,会有一种自然流露的幽默感: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这是文革开始前的“诗”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这个写于1976年5月12日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这个写于1976年10月26日,是郭沫若先生在(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作品。

对了,你是否还记得郭沫若还“致力于世界和平”?这个既是事实,也是一个幽默。1949年11月,郭沫若写下“诗歌”祝贺斯大林70大寿,曰:《我 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从这首“诗”看来,郭沫若先生的水平有一种返祖现象,让人不忍卒读。当然,斯大林投桃报李,1951年,郭沫若获颁苏联列 宁和平奖。1952年郭沫若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无疑是一个具备伟大人格的文学巨匠。他的《古拉格群岛》,记载了现代专制政权的残暴,在人类对抗遗忘的路上写上浓重而沉痛的一笔。

然而1994年的索尔仁尼琴少有人提起。在步入暮年之后,这位巨匠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阴影部分。

1994年,索尔仁尼琴近乎是荣归故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政治文化明星。

此时的他继续反对西方。对于苏联解体,他不满地认为这是“西方阴谋”,是向西方、尤其在美国面前“下跪”的结果,“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急剧下降,而这一切都令西方国家叫好”。

他接受普京,就因为普京在反西方化、中央集权以及重建神圣俄罗斯等方面,与他的政治观念相契合。

这时候的他与其说是走入了人生的阴影,不如说走入了民族主义的阴沟中去:他强调“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他宣扬“大俄国”观念,认为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者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

他驳斥西方对普京“专制”、“反民主”的指责,以及关于“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说法,认为“目前新闻传播基本上是自由的”,“没有感到什么压力”。

“苏联氢弹之父”,索尔仁尼琴当年的盟友萨哈罗夫这样评价他:

索尔仁尼琴身上有一股权力主义气味,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完全从半官方宣传武库里出来”的东西,带有冷战时期进行的那种“臭名昭著的军事爱国主义说教”的味道。

书写是每个人最小的努力

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都副业。

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公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

Everett Dirksen(1951-1969期间任美国参议员)

政治其实是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

或者是出于像防火、防盗般小心翼翼,许多人在厌恶政治的同时又恐避之而不及。如果需要给这“许多人”一种同理心,或者是因为大家在“政治”的阴影里待得太久,需要一种安全感:我如果不去触碰政治,应该会更安全一些。

然而真的是这样么?

在回答之前,看一下政治是什么:

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团体或个人为了各自的领域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维基百科)

简而言之,政治就是集体决策的过程,是对各个团体、个人的监督与管制。如果没有了政治,就没有了监督,也不会有管制。

然后呢?祝福你好运吧。

随机而雷同的命运

至少有两个年青人没有好运。

2009年5月7日,25岁的谭卓在马路上被一辆“七十码”的汽车撞飞致死。7年后的同一天,29岁的雷洋在街上消失,然后死于非命。

谭卓死于没有管制的超速汽车:肇事者胡斌在2008年12月1日在高速路上超速75%。根据交规,超速50%,罚款1000元并记6分,同时吊销驾照。

然而谭卓死了。死于没有人对肇事者进行管制。而“不谈政治”的雷洋也死了,死于无人知晓。

书写是最小的努力

“指向未来的价值往往可以在对过去的回顾中找到”。

在徐贲先生《政治是每个人都副业》一书中,以各种发生在美国的案例,生动而不厌其烦地说明了在政治的框架之下,普通的美国人是如何充分而又自信地行使“政治”所给予的监督、管制权力的权利的。

这样的自信又是建立不断自我教育和吸取经验的基础上的。有人会说“吃一堑长一智”,然而历史不是被奴役者书写的,所以悖论就是:在失忆、沉默、顺从之下,被奴役者似乎永无“长智”之日。

“今天,历史对所有可能被专制权力奴役的平常人都有用,为他们反省通往奴役之路的失忆、沉默、顺从提供教训。”

如果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那么这个记忆主体就应该是那些被奴役者或者不愿被奴役的人们。

那么,今天所有的关于个人、公共事件的书写就是为抵抗奴役的最小努力。

如何教育我们自己

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德是完善的宪法所造成的(教育)效果,而不是造就宪法(或宪政)的原因。而且,如果能让坏蛋们互相看管(不做坏事),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强盗们也能建立起共和。而且,就算是强盗们,也能从他们相互争斗的经验学会诚实

——约翰·亚当斯

在圣人时代,人们过于信任人性,期盼着圣人和英雄来力挽狂澜,使日子过得平稳有序,让自己安于愚笨。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的时代终难安乐。

作为“人民最好的副业”,政治即使参与门槛低(书写、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但要作为职业,则需要有公民道德,有良好的学识和能力。

如果不甘于被奴役,那么人们不单需要学会书写、留下记忆,更要学会自我教育。徐贲先生列举了肯尼亚的Smart Citizen的四个“核心价值”:

1、创新,增强符合(肯尼亚的)国情的解决问题能力;
2、正直,言行一致;
3、知识,掌握客观信息;
4、参与,了解协同行动的益处。

如果不被奴役的生活是一种新的生活形式,那么不被奴役的人就需要一种新的人性,新的精神状态、新的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