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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ichard Walter的《剧本》一书中，为影视写作（即剧本写作）提供了许多堪称圭臬的忠告。他的第一条基本准则是这样的：所有的作家都憎恶写作。这道出了很多写作者的真实想法：写作有时候让人感到厌恶、恶心、无聊甚至是绝望。当然这是以写作为生的作家的感觉。或者作者应该排除Steven King这样热爱写作的人。

但是Walter先生的第二条准则则让人充满优越感：写作是扮演上帝。这一点是每个作家都会体会到的。不管作家如何声称自己使用的不是上帝视角去写作而是用第一人称写作，其实到最后，作家所扮演的都是：全能全知的上帝。离题不远，Walter先生也声称”为电影写作从头到尾就是一种奇妙而愚蠢的行为”。这样充满悖论式的定性，让你一定会喜欢读下去。

在作者看来，”所有的故事其实都和自己有关”。在这里，故事不一定真实，但一定是和自己有关，因为”真实的自我表露，无论多痛苦，都是电影中的一条重要原则”。那么，就剧本而言，什么是重要准则？Richard Walter多次提到简洁。具体来说，即：每个动作和每句台词都应该1.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2.扩展人物角色的性格。用另一种方式解释就是：每个细节所提供的信息都必须告诉观众新的内容。为什么？因为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足够无聊了，观众不该也不会花上时间和金钱进电影院去看比他们生活更加无聊、琐碎的事。这就是他所写的第十个准则：现实生活中我们消磨时间，电影里，时间消磨我们。

特别地，Rchard Walter强调了故事必须是自己的故事，要具有自己的个性。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让你的故事不可轻易地被磨灭。也因而不至于使其平淡、虚空、缺乏热情、没有情感、苍白、脆弱、疲软、扭曲和缺乏人性。

在跟Steven King的论写作一书中的对比，Richard Walter对于人物对白也是一样：力求简洁。而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给出更多的例子：编造要比真实更加有趣、行为比语言更加响亮、每句对白要告诉读者（观众）新的内容，重复是没有生命的、直截了当、不使用方言俚语。如果要做到有节奏，那么就要让对白是特殊的，而不是重复生活里的对话。同时，对话”一旦达成一致，就会变得无聊”，”剧本应该是一场从头到尾的争执”。

在关于剧本的写作内容上，Richard Walter阐明了一条：性与暴力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因为这两者的冲突，带动了许多故事的发展，让故事显得不那么无聊。当然，这两者虽然是永恒的话题，但不一定是全部的话题。

到了故事完成初稿之后，那么接着就是要接受无休止的修改，作者说明了他对剧本修改的一些常见做法（节选）：

1. 电影只能是听觉和视觉的，心理描写需极力避免；
2. 只描述必要的信息，不要折磨观众；
3. 精炼的写作为观众（读者）提供更丰富的空间；
4. 琐碎、无关紧要的动作可以去掉
5. 剧本中的某条信息是否该删除？考量是：这条信息是否有价值？若有，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展示？最后，它是否推动故事发展，扩展人物性格？
6. 使用传统的陈述句方式
7. 避免过于直线化的叙事
8. 不越出故事的本身（写过小说的人或者能明白）
9. 电影剧本的时空是：现在。要用现在时态（在英文世界里适用）
10. 不使用Very（副词）
11. Do sth rather than say sth.
12. Moving pictures rather than still scences.
13. 每个伏笔的标记，下文应该要有交代（即所谓抖下包袱，你就不能不管，挖了坑，你不填的话就会把自己给埋了的）
14. 使用暗示而不是明示的手法
15. 剧本一般最多100分钟左右
16. 剧本的对白应该是值得听的，可以是光彩夺目、火花四溅，让我们笑，让我们哭，把我们吓得半死甚至使我们反感和憎恶，但是，绝对不应该使我们厌烦。

说到写作技巧，其实天下文章只有一个技巧：一直一直一直写，并且形成习惯。你的想法再多，不写下来也仅仅是一个想法。而如果遇到写作障碍，那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写作状态。如果你幻想能有个清幽的环境写作，其实没有打扰的写作环境是职业作家的噩梦。

在”作为受害者的作家”一节，作者写道”如果他们忙于写作，就没有时间去哀叹命运，为自己感到难过，让自己沉湎于自怜，思考毁灭自己”。在这里，心痛和愤怒都可以成为写作的动力。

在写作技巧的最后部分，Richard Walter把影视写作归结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更广义上的创作，作为一种职业时，它不是明智理性的，而是癫狂怪异，愚笨痴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试想，如果一个人要编排、设计、安排和调整自己的梦，怎么会所理性的？但是，这种古老的行为–写下的自己梦–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鸟虫鱼兽。因为人类企图在一片自己命名的空间里扮演上帝，这恐怕只有不理智的人类才会办到。

统归全书，即使说的是影视写作，Richard　Walter依然为一般写作提供了诸多非常有用的建议和要求。而最后一部分”商业运作”则近乎是手把手地叫你如何地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然后再做一名作家。

在最后一章，作者把他的一个剧本写下来，感觉很有意思。可堪一读。

以上是该书的第一次读书笔记。

这 应该是周老师第一本书。打下这句话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兴龙路上的紫苏牛杂。早前在西南小城的三年里（2005-2008），我是那个懵懂的青年， 精力旺盛但又疲倦地奔波在县城和乡镇之间。那时候我仿佛觉得世间于我已经没有了出路。但偶然，却在当地的论坛里见识了周老师，然后他叫我去吃饭，“喝喝啤 酒”，周老师这样说。

那之前我当然不知道周老师写了多少年小说，他说，从二十九岁还是三十岁起发表，在那之前，一直写一直写。说话间，他的儿子在客厅里大声地叫着，很高 兴的样子。那时候我心里是吃惊也是惊喜，想不到，在这个西南的边陲小县城里，居然有这样的文学中年，而我则羞于承认自己是一枚文学青年——要知道，那时候 我为自己的未来绞尽脑汁，像他书中的赵宝亮（见《村庄的内部》）一样，心内藏着一只小兽：我要出走，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似乎无暇顾及命运对我涵义，而周 老师只是不停地称赞着我。在焦灼于自己的同时，我似乎无法明白，眼前这个文学中年，他是如何在这样的边陲，生活了三十几年？他又是如何在庸常的生活中找到 写作的动力？他不会想过出走么？

就像这本书中很多的人物一样，“苦闷而枯燥无味的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出走，出离这个小城，出走生活。可是，现实像崔健的《出走》那样唱 着：我瞪着眼看着老地方，那山还在，那水还在。把这首歌换算到我们共同生活的小城，就是那一句话：兴龙路还在。兴龙路就是那个小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路，这条 路上有着这个小城最高的物质生活形式。但兴龙路连着小城的其他破败的房子，还有房子里朝晚觅食的人们。所以，在这本书中，四处可见到这个小城的影子——作 者甚至在《舞场》中把兴龙路代入了进去。没错，在我说那句“兴龙路还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尽管世事变迁，可是兴龙路还在。它会像一枚磨不平的徽章，刻 在你生命里。

所以我又不能不说到了所谓命运，或者说应该是更容易让人触碰的：生活。在这一本书里，有着很多很多的壮乡色彩，从语言习惯到小说背景的设置。看着这 本书里的故事，于我来说，仿佛又回到了那三年的生活，在泥泞的村落里走来走去，遇上节日，路边是醉醺醺的酒鬼。不时地可以碰到外出打工又回来的青年，他们 无一例外地像书中的许树才叔叔（《幸福来到陇沙屯》）那样，壮志激烈，他们对我说，他们要改变这“三层的吊脚楼”（底层住牲口，中层住人，顶层就是老鼠和 粮食），改变这漏风的用泥糊的墙壁。甚至，周老师起的地名“陇沙屯”、“板池屯”都半真半假。但是，在我的那三年里，青年们来了又走，走了又回，村庄依 旧，泥泞依旧——生活没有改变。

说到这或者让人绝望，但是，幸好我们有小说。于是周老师用小说让陇沙屯的生活过得好点，让“雪越来越温暖”——尽管他的本意其实是：人之初，性本 恶。但是也如同他在书末所说的那样：“持‘人之初，性本恶’观点的写作者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人好人，正是这种透彻的认识，使他能深刻地理解和接纳人性中恶 的部分，使作品中所有的人物，伟大者、渺小者、罪恶者获得同样的关照，这才是一种最大的善”。

周老师还在继续写作，如今他已经是一个签约作家，他也不再在那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小城工作，去了一个稍微大了一点的城市。每个周末，他还是可以回到兴 龙路上，去看看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们，即使他们的生活一成不变，我想周老师一定可以为他们设计一点情节，就像街边那个小饭店里的紫苏牛杂一样，味道十 足。

思虑再三，我将题目从“独裁时代的异端与狂热分子以及自由”改成了现今的样子：异端与自由，在独裁横行的时代会是怎么样的？而狂热分子？没错，在任何时代都会有。正如茨威格在这本《异端的权利》中写道：

“历史一再重演着这样一出荒唐的场景：煽动民族之间的敌意，或是挑起信仰之间的对抗，这样的行为被容忍或是鼓励；而一切和解的意图，和平的理想，都遭到质疑活镇压，借口是题目威胁到了某些宗教或民间的团体。”

在中世纪的日内瓦，独裁者就已经把这一套玩得熟门熟路：民族敌意、信仰对抗，武力与荷尔蒙（抑或是人类天性中的好斗之心）结合得好，就是青年党卫军。再加上如脱缰猛兽般的权力，一个独裁时代就这样诞生。

作为一本不朽的异类传记，《异端的权利》并不具备可供考究癖们吹毛求疵的实力。然而，不朽之所在就是，茨威格先生在此书中描述了一个独裁者及其反对者的诞生与斗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聪明而沉默的大众是如何任由理性和人性被践踏、被肢解、被焚烧。当然，还有多年之后，茨威格一再强调“自由与欢乐”是这个世界的精神上的阳光雨露：

“若是再没有自由与欢乐来浇灌，世界将会变得贫瘠不毛，再无创造；而生命，若是束之一严苛的制度，也将变成一具冻僵的死尸”

也正是茨威格先生，用生动而深邃的笔触，向世人勾勒出独裁者是如何成为独裁者：

“这种（独裁者）暴力的统治，来自于追求自由的运动，而它对于自由思想的反动，往往比世袭的政权更为狂热。那些依靠革命成功而纂权夺位的人，往往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反对者，他们最擅长愚民，也最不宽容”

而那些聪明而沉默的大众，则又是如何一步步地像温水里的青蛙，被加尔文“煮熟”：

“加尔文主要并不是依靠这些野蛮的判决（指宗教法庭的判决）、死刑和酷刑，来破坏日内瓦人的自由观点。相反，他更依赖于系统和细致入微的暴政，还有日常的恐吓。”

在这些细致入微的暴政之下“无时无刻戒备森严的恐怖，最后必然会使得个人和大众的尊严感、活力感消除殆尽”，“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群众性的焦虑，甚至通过传染扩展到最为勇敢的人”。

而那些尚存反抗之心的人呢？“尽管许多人收到内心反抗独裁的精神的激励，然而如果他们的反抗还不足以带领他们参加统一的运动，以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那他们的反抗必定徒劳无益”。茨威格这样描述着在独裁时代里民众的反应与反抗会是怎样的图景。这些描述文字犹如镜中水月般清晰，但却也让人感到虚无和乏力：独裁时代的暴政中，个人的自由何为？茨威格先生给出这样的文字：

“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精神自由是永远不可能安逸自在的，而只要它的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精神，一种独裁统治就永远不可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

可是，生活不是电影，生活中的风云人物的存活率如发现独角兽的几率一样低。更何况，在很多时代（茨威格先生要比我乐观，他只是说“在一些时代”），最简单、最明晰的真理，都不一定能得以传播。而在简单而明晰的真理广为人知之前，真理还需以乔装打扮一番，“那些最人道、最神圣的思想只能从后面溜出去，戴着面具，蒙着面纱，伪装得像个贼似的，因为在前门，守着一群当局的警察和雇佣兵。”同样，即便如此，真理亦需要不断地重复，才不会被健忘的人类丢弃。伟大的卡斯特利奥说：“毫无疑问，我所说的，全是前人讲过的话。但是重复真理和正义的东西，知道人们加强了认识，却毫不多余。”

“因为，在每一个时代，暴力总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那么坚持精神层面的东西的人们，也应该改变形式，不断与之斗争。他们绝不能借口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从而避而远之。因为，需要讲的话讲得再多也不过分，真理则从来不会白白说出。甚至即使上帝的话并未获胜，它也显示了其永恒的存在：在这一刻礼拜它的人，提供了光辉的证明，证明恐怖不能支配自由精神。即便是在最为残酷的世纪里，依然有一方天地，留给人道的声音。”

虽然为读者留有希望，然而茨威格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构成历史的生活并不具备道德属性，而于其中取食的人们的各种选择，则为独裁时代赋予了各种属性：抗争、勇敢抑或是沉默、懦弱。宽容、自由、独立精神、人道却并没有在卡斯特利奥的时代战胜加尔文身后的极权统治。

“老一代的记忆中是早年宽松的时代，总会把它拿来与现存的暴力统治相比较，等他们都去世了，新的一代没有这些记忆，他们在一种新的传统中长大，也就认为这种传统理所当然了。”

清教徒的刻板生活影响了欧洲，而加尔文留下的独裁统治手法却并没有随着“加尔文主义”的改良而变得更好，当下的独裁者时代，却被更多的面具所掩盖：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甚至是通货膨胀。

在“加尔文对抗加尔文”一段中，茨威格饶有兴味地写道“对于卡斯特利奥即将引用的下段文字，身处1554年的加尔文，恐怕要把当年写作这些文字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了。因为在《基督教原理》里，他写道‘处死异端是一种犯罪，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更是违反人道的原则’”。而最初作为异端的加尔文从法国逃出之后，却开始了变本加厉地迫害那些成为“异端”的人。这样的吊诡，在后世的独裁者历史中屡见不鲜。

茨威格先生用精准的语言描述了独裁者的时代，也用了不灭的热情向那些绝望的人描述了在独裁时代，作为反抗者的异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独立精神又是如何以其形式生存、发展或幻灭。

因而，在独裁时代，这是一本不朽的书籍，因为它彰显着个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宽容以及理性。而在非独裁时代，这也是一本不朽的书籍，因为它时刻提醒着人们，极权如同幽灵。

向所有在独裁时代反抗的人致敬，你将永不孤单。